君子之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往之叠影

1963年，我被分配到四川工作。我与张氏夫妇失去了联系，父亲与他们也没有了往来。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已是万念俱灰。对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刻怀疑的他，真的写起诗来。他一做诗，便感吃力，便想起做诗比说话还要利索的张伯驹，便要自语道：“这对夫妇如今安在？怕也要吃苦受罪了。”父亲的诗，绝句为多，都是信手写来。树上的麻雀，窗外的细雨，炉上的药罐，外孙的手指，他都拿来入诗，唯独不写政治。一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由政治而荣，因政治而辱，而最终超然于政治之外。我不知道是应为他悲伤，还是该向他祝贺？

1969年5月17日父亲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时，我正关押在四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一年后，我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从宽处理：判除有期徒刑20年。狱中产下一女，遂押至苗溪茶场劳改。苗溪茶场地跨天（泉）庐（山）宝（兴）三县。那里与我同在的，还有一个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风夫人）。我站在茶园，遥望大雪山，觉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父亲见我面带不悦，便道：“我的小女儿，请记住，画只能由画家主动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这是规矩，也是修养。我有不少齐白石的画，却没有一张徐悲鸿。其实，我跟悲鸿的关系要比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他身边的那位太太，在留德留法学生的老婆当中，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风韵的，令许多的光棍学生暗羡不已。现在悲鸿的马，被认为是他最拿手的。而我始终认为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的最好的作品。有一次在任公（李济深）家中，他对我说：‘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我说：‘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悲鸿听了，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送的。’”

父亲的确喜欢油画和西画中的裸体作品。他每次去欧洲开会，用公家发的外汇除了买黑格尔的书，就要买些油画画册和裸体素描画册。与之同行的画家邵宇吃惊于他的这一爱好，曾主动送过不少质量很高的西方绘画图册。

父亲说：“人体绘画，中国不行。”他见我也喜欢，遂将这类藏品全都搬到我的画室存放。

后来，父亲又送我一张18世纪德国印刷的铅笔素描画。画面是位端坐在钢琴旁、一手扶键的美丽少女。

“你看，她的神态有多美。”父亲赞叹不已，并亲自将素描画镶嵌在银灰色的木质雕花相框内，悬挂在我的画室。

父亲万分慨叹张伯驹夫妇的离京谋职。徐寿轩走后，父亲说：“凡是有才能的人，总会受到外在世界的压迫。中国这样，外国也如此。”

1962年1月，春节即临。北京的老百姓都在为国家配给的几斤猪肉鸡蛋、几两香油瓜子奔忙不息。一日，张伯驹夫妇徒步来到我家。因事先不曾得到他们从吉林返京的消息，让我的父母颇感突然。

张伯驹只解释了一句：“前两天从吉林回的北京，节前一定要看看朋友。”

他俩是下午来的。父亲说什么也要留他们吃晚饭，于是，马上叫洪秘书和梁师傅想方设法弄几个菜来。

从张氏夫妇的神情气色上看，他们在吉林的日子似乎要比在北京舒畅些。张伯驹告诉我们，他担任了吉林省博物馆的第一副馆长。潘素则说，她的教学搞得不错，还在那里开了画展，观者踊跃，备受赞誉。特别是她的大幅青绿山水画，引起东北画界的极大震动。——我知道，无论教学，还是画展，潘素在北京就能做到，但在文化发达的北京，不让她做。从事文物博物的指导工作，对张伯驹来说，可谓人尽其才。可传统深厚的首都，不叫他干。见他们在吉林工作顺手，生活舒坦，父亲特别兴奋，连连举杯向他们祝贺。

有一次，父亲发现了我临摹潘素的一尺见方的习作，画的是中国山水画中司空见惯的松林与石崖。父亲说：“我来收藏它。”

我说：“是我的临摹。”

“我知道。”

“爸，等我画一张自己的，送你。”

父亲摆出一派庄严的样子，说：“好。我等着，等我女儿的画作问世。”说罢，我俩大笑。

我对潘素说：“自您走后，我再没有画画了。”潘素听了，直说可惜。

张伯驹却道：“关系不大，诗画是一辈子的事。”

饭后，潘素细言细语对我说，抽个时间把借我以供临摹之用的她的画作，清理出来还回去。她还特别做了解释：“要这些画，是为了带去吉林作教学示范。”

潘素的什刹海冬景水墨画，是我最喜欢的，一直存放在我的书房。苍遒的树干，无叶的柳枝，不过寥寥数笔。晦暗的天空，含雪的远山，尽在随意点染之中。我指着画对父亲说：“我太喜欢它了，不想还给潘素。爸，我能请求她把这张画送给我做个纪念吗？”

“不行，必须还。”父亲口气无庸置疑，我心里很不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