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往之叠影

父亲笑我不懂中国有钱的文人生活。他说：“戏子唱戏，是贱业；而文人票戏，就是极风雅的事了。”

1960年秋，我转入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本科戏文系读书。张伯驹从这个时候开始，便经常主动地跟我谈戏说艺。很像是我特聘的一位专业教授，而且常常是无须我请教，他就开讲了。话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落在余叔岩的身上。他告诉我，自己与余叔岩的往来决非是一般人所言——是公子与戏子、或是名票与名伶的关系。他说：“我们是朋友，知己，是不以利害相交的朋友，情趣相投的知己。”

余叔岩的戏，他是必看的。看后，备好车等余卸装，收拾停当，同去吃夜宵。饭后或送余回家，或同归张的寓所。他们谈的全是戏里的事。他向余叔岩学戏，都在半夜，在余吸足了大烟之后。

张伯驹答：“我这个人要学什么，非要学到精通不可！尽管诗词创作的方法与技巧很多，但其要则只有两条。一是谙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做到这两条，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记。”接着，又补充道：“我真正致力于诗词，还是在三十岁以后。但是自幼记忆力就好，朝诵夕读，过目不忘。有一次去个朋友家，随便翻阅主人的藏书。过了段时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还能背诵出主人藏书里的诗句，而那主人什么都记不起了。”

张伯驹一席话，令我痛下决心：这辈子是永不学诗的了。因为我的记性差得惊人。记得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才读了半载，在学校的失物招领处，就找回自己不慎丢失的东西大大小小34件。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先后说给三个人听，那就一定是讲述了三则大处相同、小处各异的故事。三人同时质对，我委屈万分，诚恳辩解——决非添油加醋，实实地是记性不好。

张伯驹创作的诗词不求发表，是兴之所致，是习惯使然。一段时间下来，他就自掏腰包，把这些新作油印成册。这些灰兰封面、薄薄软软的小册子，一摞一摞地码放在客厅沿壁而立的竹质书架上。我有时会觉得它们酷似一个身著素色长衫的文人，长久静立，沉默无语。我有时一不小心碰及书架，那老竹杆发出的“吱吱”声，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还有诗。

我对张伯驹说：“您的诗集，能给我一本吗？”

他抽出两本，递过来。道：“拿一本给你的父亲。”

已是一张老脸的父亲，被我说得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不无辩解地说：“我怎么能和张伯驹比？他九岁就能诗，人称神童，是极有天赋的。写出来的东西，颇有纳兰之风。你的爸爸本科读的是英语，留学攻的是西方哲学，以后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才学诗呢。”

父亲写的诗，仅用于自我欣赏。他拿给母亲和我看，也是为了能获得我们对他的欣赏。他有一首题为车叹的五言绝句。

轴与轮相辅，方可成器宇。

二者去其一，行旅徒呼苦。

这诗一读，便知父亲还处在练手阶段。

张伯驹既不在诗集的扉页上题款，也不说请我父亲指正之类的话。以后，但凡有了新作，张伯驹一定送我，且一定是两本。每本我大多翻阅前面几页，然后束之高阁。不是不爱看，而是由于用典太多，我读不大懂。好在张伯驹从来不问读后感想。

父亲是读完的，从开篇到页尾。他的读后感是：“中国的文学再发达，以后不会再有张伯驹。”

和张伯驹对比，父亲认为自己算是个粗人。比如对一年四季的感受，不过就是凉与热、冷和暖罢了。事情到了张伯驹那里，便大不一样。春天的梅、鹊，夏日的蝉、萤，秋天的七夕、白露、红叶，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复的吟唱，细致的描摹。现在的人提起张伯驹，便说他是大收藏家，认为他最爱文物。但我认为，张伯驹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诗。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张伯驹另一个爱好，是戏曲。

我问父亲：“看名角演戏就够了，干嘛张伯驹还非要自己登台呢？”

写在这同一张纸片上的，还有题为我说的另一首五言绝句。

先我原无我，有我还无我。

我既非常我，今我实非我。

这首诗，有点意思，不过与其说它是诗，倒不如讲更像是一段哲学短语。总之，父亲很想把诗写好，这个念头从（19）57年一直持续到病重之时。

“张先生的诗词，何以做得又快又好？”父亲恭敬地向他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