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到达里尔之后，我们寻找那个应该带我们过境的人。流亡运动有联络人；从后果看，这些拯救人员变成了葬送者。君主派仍然很强大，问题没有解决；软弱和胆小的人继续效劳，等待形势变化。
我们在城门关闭之前出城。我们到一间偏僻的房子里等候。到晚上十时，到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才重新上路。我们什么也没有带，手里只有一根棍子；几个月之前，我在美洲森林里，就是这样跟在我的荷兰向导后面的。
我们穿过麦田，田间蜿蜒着依稀可辨的小路。法国和奥地利巡逻队在四处搜索；我们有可能落进这边或那边的巡逻队手里，也可能被骑哨的手枪击中。我们远远看见一些单个的骑兵，他们手里拿着武器，一动也不动；我们听见低凹的道路上传来马蹄声；我们用耳朵贴地，听见步兵整齐的步伐声。我们有时奔跑，有时掂着脚尖慢慢走；三个小时之后，来到树林内的十字路口，听见有几只夜莺唱歌。一群躲在树后的枪骑兵举着马刀向我们扑过来。我们叫道：“我们找勤王军，我们是军官！”我们要求他们把我们带到图尔耐，声称会让人认出我们的身份。哨所指挥官叫骑兵押着我们，将我们带走。
4奥比昂(oppien)：公元二世纪的希腊诗人。
5拉丁文，意思前面已经讲了：微风变成的老虎。
金内戈，尚福尔，我旧时的作家朋友，对六月二十日事件很满意。继续在中学教书的拉阿尔佩，以他洪钟般的声音喊道：“你们疯了！你们顶撞所有的人民代表。刺刀！刺刀！刺刀来了！”虽然我的美洲之行使我成为一个不那么默默无闻的人，但我还无法站立在原则和雄辩的峰顶。封塔纳由于他过去同君主社的联系，此刻面临危险。我哥哥是愤激俱乐部的成员。根据维也纳和柏林之间的政府协议，普鲁士人在行动；在蒙斯方面，法国人和奥地利人之间已经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冲突。必须当机立断了。
我哥哥和我弄到了去里尔的假护照。我们俩都装扮成酒贩子，穿着国民自卫军制服，打算就军需供应投标。我哥哥的随身仆人路易？普兰，又称圣路易，用他的真实姓名旅行。尽管他是下布列塔尼朗巴尔人，他到弗朗德勒去探亲。我们出发的时间定为七月十五日，即第二次联盟节次日。十四日，我们同罗桑波一家、我的姐姐们和我的妻子，来到蒂沃里花园。蒂沃里属于布坦先生，他的女儿嫁给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将近傍晚，我们看见许多参加联盟节的人逛来逛去，帽子上用粉笔写着：“佩蒂翁或死亡！”蒂沃里，我流亡的出发地，要变成娱乐和喜庆的场所。我们的亲人们同我们分手的时候，并不感到忧伤。他们认为我们不过是去旅游。我那找回的一千五百法郎似乎足以让我们凯旋回到巴黎。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一位公证人为我们弄到一万法郎。我在把这笔指券1拿回菲鲁胡同途中，在黎塞留街碰见我在纳瓦尔团的一位同事——阿夏尔伯爵。他是一个大赌棍；他建议我到某某先生的沙龙去，说我们可以在那里聊聊。神差鬼使，我爬上楼，赌了，输了，仅剩下一千五百法郎。我非常后悔和懊丧，带着剩下的钱，爬上碰到的第一辆公共马车。在此之前，我从未赌过钱，金钱的游戏使我感到一种痛苦的陶醉。如果我染上这种嗜好，它可能会令我晕头转向。我魂不守舍，在圣絮尔皮斯教堂下车，把装着我的剩余财产的钱包忘在车上。我.跑回家，说我把一万法郎丢在车上了。
1指券：指一七八九一一七九七年流通于法国的一种用国家财产作担保的证券，后来当做通货使用。
我出门，沿多芬内街往下走，穿过新桥，几乎想跳进河里；我到我刚才上车的王宫广场。我向给马饮水的萨瓦车夫打听。我把我坐的车描绘了一番，他们随便告诉我一个号码。区警察局局长告诉我，这个号码是一位车行老板的车，他住在圣德尼区。我来到此人的车行，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等候马车回来。大批车辆渐次回来了，但我没有看见我坐的那辆车；到清晨两点，我终于等到我坐过的那辆马车。我刚刚认出我那两匹白马，疲惫不堪的牲口就倒在草上，直挺挺的，鼓着肚皮，伸长四条腿，好像死了似的。
车夫记得载过我。在我之后，他拉过一位在雅各宾俱乐部下车的男公民；男公民之后，他把一位太太送到克莱里街十三号；在这位太太之后还有一位先生，他把这位乘客带到圣马丁街。我答应给车夫酒钱；于是，等天一亮，我就去寻找我的一千五百法郎，就像寻找西北通道一样。我觉得事情很清楚，雅各宾俱乐部下车的那位公民把我的钱没收了。克莱里街下车的小姐声称她在车上没有看见任何东西。我到达第三站，心中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车夫好歹描述了他的那位乘客。门房叫道：“是某某神甫！”他带我穿过走廊，走过一些空无一人的房间，来到一位教士身边。他独自一人，正在清点他的修道院的家具。这位教士穿着满是灰尘的衣服，坐在一堆破烂家具上，听我讲完我的故事。他说：“你是德？夏多布里昂骑士吗？”我回答说：“是的。”他接着说：“这是你的钱包。我在里面找到你的地址。”他正在为驱逐他的人认真清点修道院的物资，是这位被驱逐和被剥夺财产的修士，还给我一千五百法郎；就是靠这点钱，我走上流亡之路。如果没有这一小笔钱，我可能不会流亡。那么，我可能变成什么人呢？现在，我的生活完全变了。如果今天要我移步去寻找一百万，我宁可被吊死。
这是一七九二年六月十六日发生的事情。
于伦敦
我同哥哥一起流亡——圣路易的遭遇——我们越过边境
六月十五日上午六时，我们登上公共马车。我们预订了前车厢的座位，就在车夫旁边。我们假装不认识的随身仆人同其他乘客一起，坐在后面车厢里。圣路易有梦游的毛病。晚上，他到巴黎去寻找他的主人，睁着眼睛，但实际上在梦游。他发病的时候，帮我哥哥脱衣服，安排他上床，用同一句话回答问题：“我知道，我知道。”要等别人在他脸上泼一盆冷水，他才能醒过来。他四十来岁，身高六尺，既高大，又丑陋；除了我哥哥，这个可怜人从未服侍过其他主人。晚饭时，他不得不和我们同桌用餐，他显得非常尴尬。乘客都充满革命激情，大谈要把贵族们吊在路灯杆上，这更增加他的恐惧。他考虑要穿过奥地利人的岗哨，参加勤王军打仗，终于精神崩溃了。他喝了很多酒，重新上车；我们回到前车厢。
半夜，我们听见乘客们大叫：“下去！公民，下去！”车停了，车门打开，立即听见男人和女人的吼叫声：“我们忍受不了啦，下去，猪猡！强盗！下去，下去！”我们也下车。我们看见圣路易被人搡着，被赶下车；他站立起来，光着头，用他睁开的睡眼四处张望，撒腿朝巴黎方向跑去。我们不能够认他，否则我们会暴露自己；只能听天由命了。他在第一个村庄就被人抓住，他对人说他是德？夏多布里昂伯爵的仆人，住在巴黎邦迪街。骑警队几经转手，将他一直押到罗桑波庭长家中。这个倒霉人的证词就是我们流亡的证据，结果将我哥哥和嫂嫂送上断头台。
第二天，停车吃早餐时，我们听见乘客无数次重复这个故事：“此人脑瓜有毛病。他睁着眼睛说瞎话。他满嘴奇谈怪论，肯定是阴谋分子，逃避追捕的杀人犯。”有教养的女公民红着脸，一边摇晃着印有宪法的绿纸大伞子。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夜游症、恐惧和饮酒的恶果。
我忠实于我的本能，从美洲回来，用我的剑为路易十六效力，而不是为了参加党派阴谋。马拉所在的国王卫队被解散；罗兰、迪穆里埃、迪波尔？德？代尔特尔相继担任部长；宫廷的勾心斗角或人民的大规模造反，仅仅令我感到厌烦和鄙视。我常常听人谈到罗兰夫人，但我没有见过她；她的回忆录证明，她具有非凡的精神力量。人们说，她是很讨人喜欢的；但要知道的是，她是否可爱到那种程度，使人能够容忍那种反常的恬不知耻。她在断头台下，要求别人给她纸和笔，以便记述她的旅行的最后时刻，将她从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到革命广场途中的观感记录下来；当然，这样的女人表现了对前途的关注，和对生命的蔑视，这样的例子是很罕见的。罗兰夫人有个性，但没有天才：前者可以产生后者，后者不能产生前者！
六月十九日我到蒙特莫朗西山谷，拜访卢梭居住过的埃米塔热庄园。并非我怀念埃皮耐夫人和那种做作和反常的社交生活，而是想同一个其作风同我的作风截然相反的孤独者告别，尽管他的非同凡响的才气曾经令青年时代的我感动。第二天，我仍然在埃米塔热；在这对于君主制度致命的一天，我在这个僻静的乡村，碰见两个同我一样散步的人；我想，他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可能是漠不关心的。一位是马雷先生1，属于帝国的人；一位是巴雷尔先生2，属于共和国的人。和善的巴雷尔先生避开喧嚣，带着他的情感哲学，来到朱莉的树阴下3，讲说革命的甜言蜜语。根据这位断头台行吟诗人的报告，国民公会宣布：“恐怖已列人日程”；他躲在装脑袋的篮子里，逃脱了恐怖；在断头台下，从血淋淋的木桶底，传来他哇哇的叫声：“杀死他！”巴雷尔是那种奥比昂4用微风变成的老虎：velociszephyriproles.5
1马雷(maret，一七六三—一八三九)：拿破仑时代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大革命初期为新闻记者。
2巴雷尔(barreredevieizac)：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与罗伯斯庇尔有联系，雾月九日倒台。
3此处暗示卢梭的新爱洛伊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