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我的同事阿洛泊先生有一个有趣的毛病，就是以为自己深得女人喜爱。他经常为自己使女人产生的情欲而苦恼。他常说：“天哪，真不知道我有什么魅力。无论我去哪里，总是有女人跟着，搞得阿洛泊夫人总是寸步不离，守着我。”他本可以是个出色的圣西门主义者。私人社会一如公共社会，有其自身情况：在私人社会，总不外乎形成或者断裂的爱情关系，家务事，添丁死人、个别的烦恼和快乐等等；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事情的外表也发生变化。而在公共社会，则总是更换内阁，战争输赢，与各国宫廷的交易，国王君主驾崩，或者王国垮台。
在勃兰登堡选帝侯，浑名“铁牙”的腓特烈二世治下，在被犹太人利波尔德毒死的约阿希姆二世治下，在把普鲁士合并到自己的选帝侯领地的西格蒙德治下，在“优柔寡断”失去自己的堡垒，听任古斯塔夫？阿道夫与自己宫里的贵妇聊天，说什么“他们有大炮，我能干什么呀？”的乔治—吉尧姆治下，在大选帝侯(他在自己的领地只遇到一堆堆妨碍草本生长的尸骨，他接见鞑靼人的使团，翻译两只耳朵被割掉了，鼻子是木头的)治下，在他儿子，普鲁士首任国王(他被王后惊醒，惧怕得发起高烧，一命呜呼)治下，种种回忆只让人看到同样的奇闻艳事在私人社会一再重演。
我急于见到安齐隆先生，便到处找他。我们相互之间是通过作品认识的。我曾在巴黎与他见过一面，他陪着王太子——他的学生。在柏林，他在伯恩斯托夫伯爵先生缺位期间代理外交部长。他的生活十分感人；他妻子失明，所以家里的门都是打开的；可怜的盲人每天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房里都摆了花，走累了就像个笼中夜莺，停下来休息：她歌唱得很好，只是死得很早。
一如普鲁士的许多名人，安齐隆先生祖籍法国：作为信奉新教的部长，他起初持自由主义的观点，且十分激进，以后才慢慢冷下来。我一八二八年在罗马见到他时，他已经回到温和的君主制一边，甚至退得更远，到了拥护绝对君主制的地步。他学识渊博，很有修养，崇尚各种高尚的情感，仇恨并且惧怕那些革命党人：正是这股仇恨把他推向专制主义，希望从中找到一处躲避革命风暴的避难所。仍在歌颂一七九三年，赞美那些罪行的人，难道他们真是永不明白，那些罪行给人们制造的恐怖，给恢复自由带来多么大的阻力吗？
宫里曾举行过一次晚会。正是在晚会上开始了有关我的传闻。对我来说这当然是荣耀，只是我受之有愧。让？巴尔为了去凡尔赛，穿了一件金银线混纺的呢礼服，碍手碍脚，甚为不便。在奏响一支波洛涅兹舞曲时，当时的大公夫人，今日的俄罗斯皇后，以及坎伯兰公爵夫人选我当舞伴：于是我在社交场的离奇遭遇就开始了。那支舞曲像是一盆大杂烩，由好几支曲子组成，其中我高兴地听出了达戈贝尔特国王的歌：这一下我来了勇气，顿时克服了羞怯。这种晚会经常举行，尤其有一场是在大王宫举行的。我不愿来叙述自己的表现，兹如实引述霍亨豪森男爵夫人发表在柏林摩根布拉特报上的文章：
摩根布拉特报(晨版)第七十号
参加这场晚会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是法国公使德？夏多布里昂于爵。尽管晚会场面富丽堂皇，光彩夺目，美丽的柏林女人还是把目光投向了阿达拉的作者。那是一部精彩然而伤感的小说。最热烈的爱情在其中泯灭于对宗教的斗争。作者用弥尔顿式的绚烂色彩，描绘了夏克塔在美国原始森林躲避雷雨时的幸福时刻，这一段，还有阿达拉死的一节，将永远镌刻在所有读者的记忆之中。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年轻时流亡异国，生活艰难，阿达拉就是在那个时期写的：整部小说充满深深的忧伤和火热的激情，其原因就在于此。目前，这位经验丰富的国务活动家的大笔完全转向了政治。他最近的作品德？贝里公爵的生与死完全是以路易十四的颂辞作者那种笔调写成的。
我以去国离乡为代价，替朋友们谋得权力之后，就留下他们去执掌大权，自己则离开了法国：我真算得上利库尔戈斯1第二。这件事的好处，就是我首次运用政治实力的尝试恢复了我的自由。我将在国外享有这种权力内部的自由。在我个人这种新处境，我依稀觉得有什么说不出的离奇遭遇混在一些真事当中。难道在宫中不会有离奇事儿？难道这不是另一类孤寂？这也许是和影子混杂在一起的香榭丽舍大道。
1利库尔戈斯(lycurgus)，古希腊政治家，传说斯巴达的立法者，在制订一部宪法之后出走了。
一八二一年一月一日我从巴黎出发：塞纳河上结了冰。我这是第一次带着钱箱赶路。我渐渐摆脱了对财富的鄙视；我开始觉得，一路上坐好车，吃好饭，事事不用动手，有一个华沙的大个子仆人打前站真是惬意。那仆人永远填不饱肚子，要是没有沙皇，光是他一个人就可以把波兰吞吃掉。我很快就习惯了我的幸福；但我预感好景不长，很快就会被体面地解职。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在旅行中剩下的只有对旅行本身的原始爱好；对独来独往，不受拘束的爱好——挣脱了社会束缚的快乐。
当我一八三二年从布拉格回来时，你们将看到我是怎样忆起莱茵河的往事：由于冰凌，我被迫沿河岸上行，在美国兹上头渡河。我对莫根蒂亚(美因兹的拉丁文名字)，对它的大主教，对它的三四次被围，以及它的印刷术1(虽说我是借助印刷术来实行统治的)不感兴趣。法兰克福是犹太人集中的城市，我在那儿逗留仅是因为业务需要：换币。
1古登堡是美因茨人。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身量不高，但显得细长。一张鹅蛋脸上常挂着虔诚与忧郁的神情。黑黑的头发与眼睛，闪射着他们精神之光。他的才智清楚地显现在相貌之中。”
可是现在我的头发都白了：霍亨豪森男爵夫人虽然与我来往有一些年头了，但她描绘的还是我美好年华时的样子。这一点请读者诸君原谅。此外，这幅画像十分俊美。只是坦率地说，它并不像我。
各国公使和大使——宫廷史与社会史
对我来说“椴树下”宾绾太大、太冷，也太破旧：我只占用了它很小的一部分。
在我的同事那些公使与大使中间，只有一个引人注目，那就是俄国全权公使阿洛泊先生。我曾在罗马见过他夫人与女儿。她们那时陪在埃莱娜大公夫人身边。倘若此时在柏林的是埃莱娜大公夫人，而不是她嫂子尼古拉大公夫人，那我会更加快乐。
一路上冷冷清清：大路上覆盖了雪，松树枝上挂满了雾凇。耶拿出现在远处，连同它两次战斗的亡灵。我经过爱尔福特和魏玛：皇帝不在爱尔福特；而歌德就住在魏玛。我原来是那样钦佩歌德，现在劲头大减了。物质的歌手仍然健在，他衰老的尘埃仍在他的天才周围成型。我本应该去见歌德，却又没有见到：在我眼皮下走过的名人队列里，他留下了一个空白。
路德在维腾贝格的坟墓对我没有半点吸引力：在宗教上，新教只是一个不合逻辑的异端，而在政治上，只是一场流产的革命。过易北河时，吃了一只用烟气烤出来的小黑面包，我本来需要在路德的大酒杯里喝点酒。那杯子被人们作为圣物保存下来了。从那里又经过波茨坦，渡过斯普雷河。墨绿的河水上悠悠地漂着几只小船。一条白狗看守着这些船。我到达柏林，在那里如前所述，住在“假于连在假雅典”旅馆。我徒劳地寻找哈梅托斯山的太阳。我在柏林写了这部回忆录中的一部分，你们在那里面谈到了对这个城市的描述，途经波茨坦的情形，以及我对腓特烈大帝、对他的马、他的猎兔狗以及对伏尔泰的回忆。
一月十一日住在旅店，不久搬到“椴树下”住在德？波纳侯爵住过的宾馆。这是德？狄诺公爵夫人的产业：我在这里受到公使团秘书德科、德？弗拉维尼和德？居西诸先生的接待。
一月十七日，我荣幸地向国王呈递德？波纳侯爵的离任国书和我的上任国书。国王住在一所简朴的房子里，惟一与众不同的是门口有两个哨兵：谁想进去都可以，只要他在家，就可以与他说话。德国君王这种平易近人，使小民百姓对王公贵族的姓氏与特权没有那样反感。腓特列——吉尧姆国王每天同一时刻，都要亲自驾一辆敞篷马车去公园。他头戴鸭舌帽，肩披灰斗篷，嘴上衔着雪茄，坐在马车上兜风。我经常碰到他，彼此打个招呼，然后又各走各的路。当他回柏林城时，守在勃兰登堡城门的岗哨大喊一声；卫队拿起武器，跑出城门；等国王一经过，一切便告结束。
在同一天，我还去拜见了王太子以及各位王子，他们都是快乐的年轻军人。我见到了尼古拉大公和新娶的大公夫人。当时人们正在欢庆这对夫妇的新婚。我也见到了英王乔治三世的儿子坎伯兰公爵与夫人，王叔吉尧姆亲王，以及长期囚在我国的奥古斯特亲王：这位普鲁士亲王曾想娶雷卡米耶夫人为妻，把热拉尔给她画的绝妙画像霸在手里，最后雷卡米耶夫人只好拿柯里纳的油画与他作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