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论立宪君主制是一部立宪的入门书：今日人们当作新东西提出来的建议，大部分在那里面就被提出来了。因此“国王统治却不行政”这条原则，在那部书的四、五、六、七章，四章论述君权时就得到了全面的阐释。

论立宪君主制的第一部分提出了立宪的原则。在第二部分，我审查了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一六年接连三届政府的体制；在这个部分，我既作了一些以后多次得到验证的预言，又阐释了一些当时尚未公开的理论。在第二部分二十六章有这样一段话：“一场性质与我国革命相似的革命，只可能通过改换王朝来结束，这种事情，在一定的党派看来是确实的；而另一些温和的党派则认为，只要改变继承王位的顺序就可以结束革命。”

在我写完这部作品的时候，传来了一八一六年九月五日的命令(解散无双议院)：这个举措驱散了不多几个聚在一起要重建合法君主政体的保王党人。我赶忙写了补记，没想到惹恼了德？黎塞留公爵和路易十八的红人德卡兹先生的怒气。

一八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德？黎塞留公爵给我们带来了王后的遗嘱；我登上讲坛，说：“为我们保存玛丽—安托瓦内特遗嘱的人，买下了蒙布瓦西埃田庄：作为审判路易十六的法官，他在那座田庄立了一块碑，纪念为路易十六辩护的人。他亲自在碑上刻了一段法文诗，颂扬德？马尔泽布尔先生。这种惊人的公正表明，在道德领域，一切都变了。

“一八一六年三月十二日，贵族院辩论教士津贴问题。我说：那些可怜的乡村小神甫，将余生奉献给祭坛，你们却不肯给他们一点吃的，而对于让那么多人头落地的约瑟夫？勒邦，对于要为流亡贵族立一部法，简单得连一个孩子都可以把他们送上断头台的弗朗索瓦？夏博，对于在圣殿不肯接受路易十六的遗嘱，反而对不幸君主说‘我只负责引你去死’的雅克？卢，你们却发给津贴。”

有人给贵族院带来一份有关选举的法案：我发言赞成全部改选众议院；可是只到一八二四年我当了部长以后，才把这一条写进了法律。

也是在一八一六年关于选举法的这第一次演说里，我回答一个对手说：“欧洲密切关注我们的辩论，人们对它的评论，我就不转述了。至于我，先生们，听到人家为得到我的赞同而谈到的国外舆论，我深感不安，这一点，也许该归因于我血管里流动的法国血液。要是开化的欧洲想把宪章强加于我，我将去君士坦丁堡生活。”

一八一六年四月九日，我在贵族院提出一个有关柏柏尔国家的议案。贵族院决定有必要议一议。在得到贵族院同意的决定之前(它是一个大国第一次有利于希腊的政治干预)，我已经考虑打击奴隶制。我对同僚们说：“我见过迦太基的废墟；我在废墟中间碰到一些基督徒的后代，为了解救他们不幸的先人，圣路易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要是我的提议取得成功，哲学可以从随之而来的光荣中获取它的一份，可以吹嘘在一个光明世纪取得了宗教在一个黑暗世纪未能得到的东西。”

那些波拿巴主义者也变得僵化了。他们收紧四肢，身体挛缩；波拿巴一落气，灵魂便离开了新世界；赋予事物形与色的光亮一熄灭，这些事物也就消失了。在这部回忆录开篇部分，我只能谈论自己：人的个体孤独总是有某种优先权；接下来我被种种奇迹包围了：这些奇迹支持了我的声音；只不过此时不再有征服埃及，不再有马伦戈、奥斯特利茨和耶拿战役，不再有莫斯科撤退，不再有入侵法国，占领巴黎，也不再有厄尔巴岛的卷土重来，滑铁卢战役和圣赫勒拿岛的葬礼：那么有什么呢？有一些人像，惟有莫里哀的天才才能赋予喜剧庄严色彩的人像！

在表现我们的卑微价值时，我紧扣住了自己的良心；我扪心自问，是否把自己排除在这个时代的萎琐之外，以便取得指责别人的权利；我内心相信我的名字是会出现在那些被抹去被消除的事物中间的。不，我坚信我们都会被消除的：首先，因为我们没有衣食来源，其次，因为我们生于斯死于斯的时代无法给我们提供衣食。一代代人不是伤残、衰弱就是傲慢，没有诚意，只是专心于他们所喜爱的虚无，不知道怎样使人不朽；更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名声；你们把耳朵紧贴在他们嘴巴上，却什么也听不到：死人内心发不出任何声音。

然而有一件事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眼下进入的小社交圈子胜过一八三年接替它的那个上流社会。比起一八三年后形成的那个小人社会，我们都是巨人。

复辟王朝至少给人提供了一个恢复尊严的立足点：在单独一个人，即那逝去之人耍过威风之后，所有人的尊严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自由取代了专制，我们去掉了爬行的习惯，人类的天生权利已经家喻户晓，那我们就应该感谢复辟王朝。我正是为此才投入混战，以竭尽所能，在个人完结之时使人类复兴。

来吧，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吧！抱怨着下来吧，一直下到我和我的同事这里。你们曾看到我身在梦境，你们将看到我置身于现实：假若兴趣消减，假若我倒下了，读者呵，那就请你们放公正一点；注意我涉及的题目。

我是置身于这样一个大会：我的话在四分之三的时间都转过来反对我自己。人们可以感动一个众议院；一个贵族院则是个聋子。没有论坛，禁止旁听，与会者都是一些老头子，都是旧君主制度、革命和帝国的遗老遗少，就是用最平常的口气说的话也显得疯狂。有一天，离讲坛最近的头一排扶手椅坐满了德高望重的贵族院议员，他们一个比一个耳背，都把头向前倾着，在耳旁安了一只助听的小角，角口对着讲坛。我说得他们都睡着了，这是自然的事。有一个议员一打盹，把助听的角掉到地上。声音惊醒了邻座。这位议员出于礼貌，想帮邻座拾起来，不想自己却倒在地上。尽管我当时在悲怆感人地谈论什么人道的题目，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在这个贵族院受欢迎的演说者，都是那些没有思想，语调干巴，平淡乏味的角色，或者是那些只在怜惜可怜臣子时才有同情心的人。德？拉利—托朗达先生大声疾呼，要求让民众自由：他让我们寂静的穹顶响起对英国大使馆三四位爵士的赞扬，他说那是他的先人。当他把新闻自由颂扬一通之后，马上见机行事，来了个“但是”这个“但是”在新闻审查官的有效监视之下，还是顾及了我们的体面。

复辟王朝促使智力活动；它释放了被波拿巴压抑的思想：精神就像从建筑物上拆下来的女像柱，身子不再被压弯，抬起了头。帝国曾迫使法国沉默；得到恢复的自由接触了法国，把话语还给它：议院讲坛有一些人才，把米拉波和卡扎莱们扔掉的东西在原处又捡了回来，于是革命继续它的进程。

论立宪君主制

我的工作不限于在议院讲坛发表演说，虽说这讲坛对我来说是那样新鲜。看到人们所了解的一些体制，看到法国时代议制政体的原则一无所知，我感到担心，就写了论立宪君主制那本书，并且拿去出版了。这本书的出版是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使我跻身于政论家的行列；它被用于确定有关我们政府性质的见解。英国报纸不加任何说明，全文刊载这部作品；在我们中间，莫尔莱神甫甚至适应不了我的风格变化和真理不容分辩的精确。

我生活中的一八一五、一八一六年——我被任命为法国贵族院议员——我在议会的开端——各种演说

在皇上再次回国，波拿巴最终消失之后，内阁由德？奥特朗特公爵先生和德？塔莱朗亲王先生掌握，我被任命为卢瓦莱省选举团主席。一八一五年的选举使皇上获得了“无双”议院1。在奥尔良，所有的选票都投了我，这时却传来了召我去贵族院的命令。我的行政生涯刚刚开始，道路就突然一下变了：要是我被安排在选举院，那又会走一条什么路呢？如果顺利，那条路很可能通到内务部，而不是外交部。我的性情习惯更适合贵族院，尽管由于我的自由观点，一开始贵族院就对我怀有敌意。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关于新闻自由的理论，以及反对外国奴役的态度，使贵族院大得人心。只要它容忍我的观点，就能享有这种名望。

1一八一五至一八一六年由极端保王分子组成的众议院。

我在贵族院待了十五年，同僚们向我表示的惟一敬意，是我在到职时收下的：我被任命为一八一六年大会的四个秘书之一。拜伦勋爵在英国上院出现时，得到的礼遇不会比我多，于是他永远离开了那个地方：我本应该回我那偏僻住所的。

我在议院讲坛发表的头篇演说，论述的是“法官的终身性”：我赞扬原则，却指责立即将之付诸实行的打算。在一八三年的革命中，最忠实于革命的左派打算把终身性中止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