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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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登堡
在柏林，在北方，宏伟的建筑都是城堡。单是它们的外观就使人心情沉重。如果在土地丰饶，人口众多的地区，见到这类要塞，能使人生出合法防卫的想法；妇女和孩子们或是坐在离哨兵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或是在那儿玩耍；他们与哨兵形成了颇为有趣的对照。而在荒凉无人，杂草丛生的地方见到一座堡垒，就只会使人联想到人类的怒气：如果不是针对贫瘠和独立，这些城墙又是针对什么而垒的呢？非得要我这样的人，才会生出兴致，来这些堡垒脚下转悠，来听在这些沟堑里呼啸的风，来看这些为防御永远也可能不会出现的敌人的护墙。这些军事上的迷宫，这些面对面架在长草的凸角上的沉默的大炮，这些石头的突出部位(那儿不见人影，没有任何眼睛向你张望)如今令人难以置信地悲凉。在大自然和战争造成的双重荒凉之中，你在一片开阔地带的角堡下发现了一株雏菊。花神这么适意地躲在这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让你感到一丝慰藉。当我在意大利的城堡，看见一群山羊被拴在废墟上，牧羊女坐在伞形松树下；当我在耶路撒冷四周中世纪的城墙上，把目光投入塞德隆山谷，看见几个阿拉伯妇女踩着砾石爬陡坡，那些场景无疑也很凄凉；但是历史摆在那儿，现在的寂静只是让人更清晰地听到过去的声音。
这段话揭示了我的整个方案：我是法国人；早在西班牙战争之前就有了一套可靠的策略，而且我也看出来，就是获得成功，这种成功本身也会把责任压在我头上。
我在此回忆的一切，大概没有人会感兴趣；这就是回忆录的缺点：当它没有历史事实可讲述时，就只能跟你说作者的为人，以至于使你厌烦。现在，我们就把这些被人遗忘的影子丢开不管吧！我更愿回忆米拉波还是默默无闻的时候，于一七八六年在柏林完成的一桩无人知晓的使命：他不得不训练一只鸽子，以便向法国国王报告可怕的腓特烈断气的消息。
米拉波说：“我有些不知所措。城门肯定关上了。甚至腓特烈一断气，波茨坦岛上的桥梁立即就会拆除。要是那样，新王打算怎样执政，我们就可能长久得不到确切消息。如果第一个推断成立，那么怎样把一个信使送出去呢？任何翻越城墙或者栅栏的办法都会招来麻烦。栅栏外面，每隔四十步，城墙外面，每隔六十步就有一个哨兵。怎么办？我要是公使，只要确知死亡的症状，不待人断气就会下决心派信使出发，因为‘死亡’这个词还有什么更多的意义？处在我的位置，我能这样做吗？不管怎样，最要紧的是办好事情。我有充足的理由信不过使团的活动能力。我怎么办呢？我派一个可靠的人骑着烈马到十来里外的一个农庄。几天前我在这个农庄的鸽棚里买了两对鸽子，并作了放飞试验，鸽子都飞回去了。只要波茨坦岛上的桥被拆掉，我就可以用鸽子传信。
“我觉得我们还没有阔到要把一百个金币往窗外扔的地步；我苦思冥想，花了一些金币，费了不少力，作了美好的打算，希望它们还会飞回来，最后还是放弃了。我放掉鸽子。我做对了还是错了？我不知道；不过我并没有明确的使命，而且有时人家对你干分外事并不领情。”
一八二一年于柏林
我有三四次提到了那不勒斯事件。我在三月六日的第十九号公函中指出：
在一个更换主子如此频繁、受惯革命动荡的国家，正统王权并未深深地扎根。友爱还来不及产生；风俗也来不及接受各个世纪各种制度不变的印记。在拿波里民族，有许多堕落或者野蛮的人，他们彼此间并无关系，与王权也只有微弱的联系：君主制离乞丐游民太近，离卡拉布里亚人太远，因此得不到尊重。法国人的武力太强，拿波里人的武力又不够，因此民主自由立不起来。
最后我还说了些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事。
有传言说，若昂六世在里约热内卢登船往里斯本来了。一个葡萄牙国王来到欧洲，要在欧洲革命中寻找躲避美洲革命的安全处所。当年那个征服者迫使他逃往新大陆，现在他要从曾经阻住那位征服者的山崖脚下经过。这真是命运的捉弄，完全与我们的时代相称。
我(在三月十七日的第二十一号公函中)说：“西班牙的一切都让人担心。本岛的革命将经历其一切阶段，除非有一只手伸过来把它拉住。但是，这只手又在哪里？这就是问题所在。”
关于德国的报告草稿
使节们都得到命令，在驻外期间，要对驻在国的政府与民众状况撰写一份报告。这一系列的报告可能对历史有用。今日人们也发出同样的命令，只不过几乎所有的外交人员都不服从。我在使团的时间太短，无法写完长篇观察报告。不过我还是写出了草稿；我的工作耐性并非毫无效果。现在我又找到这份观察报告：
从拿破仑倒台之后，日耳曼联邦引入的代议制政府在德意志唤醒了革命起初在这里引发的最早的改革思想。这些思想带着猛烈的力量，酝酿了一段时间：当局号召年轻一代保卫祖国，答应给他们自由。本世纪的科学知识有支持自由主义学说的倾向。年轻学生们在老师那里发现了这种倾向。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当局的许诺。在日耳曼的天空下，热爱自由成了一种阴忧而神秘的狂热崇拜，由一些秘密社团发起。桑德行刺吓坏了欧洲。此人虽然带出了一个强大的派别，其实他本人只是个平常的狂热信徒。他判断有误，把一种平庸的思想当成卓越的思想：行刺的对象也选错了，他除掉的只是一位作家。这位作家的才华不足以使他渴望统治帝国，也没有多少征服者和帝王的威风，不值得挨上这么一刀。
设立政治调查法庭，取消新闻自由遏止了这种思想运动。但切不要认为它的力量消除了。德意志一如意大利，如今渴望政治统一。这种念头迟早要苏醒，就看人的行为和事件的进展如何。人们在把它唤醒的同时，永远可以确信会激起日耳曼人民的热情。那些君主或者部长虽然可能出现在德意志联邦的阵营，加快或者推迟这个国家革命的爆发，但绝不可能阻止人类一代代发展；每个世纪都有自己的一代人。今日在德国甚至在欧洲都不再有这种人了。人们从巨人堕落到侏儒，从广阔的天地跌落到狭窄的沟谷。拜恩虽然有所后退，但是通过蒙热拉先生组成的内阁，还是促使了新观念的产生，而黑森的君主却甚至不承认欧洲发生了革命。刚刚去世的君主希望他的士兵头上扑香粉，身穿燕尾服，而这些士兵从前是热罗姆？波拿巴的部属；他把旧时的时尚当作古老的习俗，然而他忘了人们可以仿效旧时的时尚，却绝不会恢复古老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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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手，我有幸于一八二三年找到了：这就是法兰西的手。
在我四月十日二十六号公函的这一段，我高兴地读到了对同盟国带有妒忌的反感，以及我对法国尊严的担心。在提到皮埃蒙特时我说：
“皮埃蒙特的骚乱延长下去，不会有近忧；但是，它会导致奥地利与俄罗斯的武装干涉，会引来长远的灾难。俄罗斯军队一直在运动，并没有撤销原来的命令。
“您会看到，在俄罗斯和奥地利军队占领皮埃蒙特期间，派二万五千人马占据萨瓦，能不能保卫法国的安全，体现法国的尊严。我认为，这个有力的很有策略的行为，在迎合法国人自尊心的同时，将变得家喻户晓，给内阁带来无限光荣。王家近卫军有一万名将士，再从其余部队挑选一批优秀士兵，很容易组成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忠诚精锐之师：当我军的白旗再次见到敌人时，会确保胜利。
“男爵先生，我知道我们应当避免伤害法国人的自尊心，也知道俄罗斯和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可以激发我们的斗志；但我们有一个简易的办法来鼓舞我们的斗志，那就是占领萨瓦。保王党人会为此高兴。而自由党人看到我们的态度与我们的力量相称，只会拍手叫好。我们既可领略镇压一场蛊惑人心的革命的幸福，亦可得到恢复我们军队优势的光荣。如果对调集二万五千人马进军外国，与俄国人奥地利人作武力对抗感到担心，那就是不理解法兰西精神。我以头颅来担保事件成功。我们在那不勒斯的局势中可以保持中立，但在事关我们安全与光荣的皮埃蒙特骚乱中，我们还能保持中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