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时期

我先做的一件事是作了十一二张铅笔素描。我没有下楼到教员办公室去取图画纸，而是在我自己的笔记本上画的，纸的正面反面都画。画完后，我写了一封长长的、几乎是没完没了的信。

我这人一生中都像只神经特别不正常的喜鹊那样爱积攒东西.我至今还保留着1939年6月一个夜晚写给艾尔玛修女那封信最后一稿的底稿。我原可以一字不差地抄录如下，但是没有这个必要。信的主要内容，确实是主要内容，我用来向她指出，她那幅主要作品里何处以及为何出了一些小毛病，这些毛病以她对颜色的处理上最为突出。我列举了她不能没有的画家必备的几种用品，也附上了大致的价格。我问她道格拉斯•邦廷是何许人。我问在何处可以见到他的作品。我问她(我当时就清楚那准是白问)是否见到过任何安托耐洛•达•墨西那（意大利画家，不甚有名）的复制品或是原作。我还请她告诉我她的年纪，我用了许多笔墨向她保证，如果她透露的话，这个情况也就到我为止，绝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我说我问这件事的惟一原因，是能使我更有效地指导她。几乎紧接着，我又问她修道院允不允许她接见来客。

我的第二个学生是安大略省温莎市的一位五十六岁的“社会摄影师”名叫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他说他妻子多年来追随他挤到绘画这一行当里来凑热闹。他最喜爱的画家是伦勃朗•萨金特与“提坦”（应为提香），但他又深思熟虑地补充说，他本人却无意沿着他们的画路往前发展。他说他最感兴趣的是绘画的讽刺的一面而不是附庸风雅的那一面。为了说明这一信条，他寄来了不少原始素描和油画。他的一幅作品——我认为那能算是他的主要作品了——这么多年来还能让我有印象，就跟，比方说吧“甜蜜的苏”或“让我称你为心上人”之类的歌词一样。这幅画嘲讽地描绘了一个贞洁的年轻姑娘的人们熟知的日常生活中的悲剧，这姑娘垂发过肩，乳房饱满，在教堂里，就在圣坛的阴影下，遭到她的牧师的凌辱。两个人物衣服凌乱的模样在造型上相当逼真。老实说，这幅画很让我留下印象的倒不是它的讽刺含义，而是其内在的技艺水平。如果不是我知道两个学生住地相距有几百英里，我真会发誓说里奇菲尔德是得到过来自班比•克雷默的一些纯技术性的帮助的。

我十九岁时，除了极罕有的情况之外，一遇到什么受不了的事，我那尺骨肘部的鹰嘴突总免不了会比全身其他部位更早地局部或是全部发麻。里奇菲尔德和克雷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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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克雷默小姐给我留下很多印象，可就是没带来半点乐趣。我在审阅他们的寄件时有三四次都想站起来向尤索托先生正式提出抗议。可是我又不清楚我该采取何种抗议形式。我现在想，我当时说不定会走到他桌子前面，尖叫地申诉说：“我妈死了，我不得不跟她那个宝贝丈夫一起生活，在纽约没一个人说法语，你儿子房间里连把椅子都没有。你让我怎么教这两个疯疯癫癫的人绘画呢？”由于长期以来就自我训练成坐下来承受绝望的习惯，我最后还是很不费劲就管住了自己，屁股没离开我的椅子。我接着又拆开第三个学生的信封。

我这第三个学生是圣约瑟姐妹修道会的一名出家人，名叫艾尔玛修女，她在多伦多近郊一所修道院小学里教“烹饪与图画”对于她信封里的内容，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的好。我不如先提一点，艾尔玛修女随信寄来的不是她自己的照片，而是一张她的修道院的全景快照，对为什么这样做也没作解释。我现在还想起来，调查表学生年龄这一项她也空着没填。除此之外，她的表也许可以算是这个世界上填得最有声有色的一份了。她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出生与成长，她父亲在那里当“福特汽车的检验员”她的学历是上过一年中学。她没有受过正规的绘画训练。她说她教图画的惟一原因是某某修女去世了而齐默尔曼神父(这名字特别刺我眼，因为拔掉我八颗牙齿的那个牙科医生也叫这名字)——齐默尔曼神父便选了她来顶缺。她说她的“烹饪班有三十四只猫咪（当指儿童kid，修女误写成猫咪kitts）而图画班有十八只猫咪”在“本人爱好”这一栏里，她说她的爱好是爱她的主以及主的圣言，还有就是“收集树叶不过是等它们落到地上时才收”她最喜欢的画家是道格拉斯•邦廷。(我不妨承认，这名字我多年来通过各种方法都没能查出来。)她说她的小猫们总是喜欢“画跑动的人形而这正是我做不好的一件事”她说她会非常努力学习使自己画得好一些，希望我们对她别太不耐烦。

尤索托先生和我走进教室时，穿一身黑色、樱桃色漂亮丝绸和服的尤索托夫人正手持一把短柄笤帚在扫地。她头发斑白，明显比她丈夫高出一个头，五官看上去更像是马来人而不是日本人。她中止了扫地迎着我们走过来，尤索托先生简单地介绍了双方。在我看来，她跟尤索托先生全都一样地深不可测，如果不是更加神秘的话。接着尤索托先生建议带我去看看我的房间，他(用法语)解释说这里刚刚腾空，原先是他儿子住的，现在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一个农场上千活。(在他公共汽车上的长期保持沉默之后，我竟因他能连续说话而无比欣慰，我兴高采烈地听着。)他又开始表示抱歉，因为他儿子房间里没有椅子只有几只放在地板上坐的垫子一不过我很快让他相信这对我来说几乎是歪打正着。(事实上，我想我当时说了我憎恨椅子。我是那么的兴奋，如果他告诉我的是他儿子房间里白天黑夜都浸着一英尺深的水，我没准会高兴得轻喊一声的。我没准会说我得了一种罕见的脚病，正需要每天在水里泡八小时的脚呢。)接着他领我登上一道吱嘎作响的木头扶梯，进到我的房间。爬到一半我相当有针对性地告诉他我是一个佛门弟子。后来我却得知，他和尤索托夫人都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徒。

那天深夜，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尤索托夫人做的日本－马来式晚餐仍然masse（粘成一团）像台电梯似的沿着我的胸骨上上下下折腾，就在这房间墙壁的另-一面，不知尤索托夫妇中的哪一位开始在睡梦中呻吟起来。那呻吟又高又细，断断续续的，倒不像成年人发出的而是来自一个可怜的、发育不全的婴儿或是一只有残疾的小动物。(这成了每晚必有的常规节日。我始终没弄清是先生还是太太发出这种声音，更不用说是什么原因了。)我躺在那里听着实在受不了，便下床趿上拖鞋，摸黑走到一只垫子那里坐下。我盘腿坐了好几个钟点一边抽烟，抽完便在鞋底上压灭，把烟头放进我睡衣胸前口袋里。(尤索托夫妇不抽烟，因此房间里哪儿都没有烟灰缸。)我是在清晨五时才好歹入睡的。

六点半时，尤索托先生来敲我的房门，告诉我早餐六点三刻开始。他隔着门，问我睡得可好，我回答说“oul不错”接着我穿衣服——穿的是我的蓝色套服，我认为这套西服对一位教师在开学第一天穿挺合适，又打了一条我母亲以前送我的苏尔卡红领带——我都没有漱洗就匆匆忙忙穿过走廊进人尤索托家的厨房。尤索托夫人正在炉前为早餐做鱼，尤索托先生穿着他的bv.d内衣和裤子。坐在厨房桌子前看一份日语报纸。他对我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此时他们俩益发显得深不可测了。不一会儿，一盘说不上是什么种类的鱼放在了我的面前，边上浇了一圈细细的但还是可以看得出的凝结了的番茄汁。尤索托夫人问我，用英语——她的口音倒挺悦耳——我想不想要一只鸡蛋，可是我说：“non，non，madame不不夫人，谢谢！”我说我从来不吃鸡蛋。尤索托先生将他的报纸靠在我的水杯上，我们三人就默不作声地吃了起来；其实是他们在吃而我则是在默不作声地机械式地强行下咽。

早餐用过，其实并不是非得马上离开厨房不可，尤索托先生却换上一件无领衬衫，尤索托夫人也解下她的围裙，于是我们三人有点不大自然地排成单行步下楼梯进入教师办公室。在尤索托先生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凌乱地摊放着一堆东西，是十来个还没拆开的、鼓鼓的牛皮纸大信封。在我眼里，它们几乎就是一些头发刚刚梳刷得整整齐齐的新学生。尤索托先生指定我该坐哪张桌子，那是房间里最边远、最孤零零的一张，他让我坐下。接着，夫人站在他身边，尤索托先生拆开了几个信封。他和尤索托夫人像是用某种方法检查区分各种不同的内容似的，他们还时不时用日语交换意见，而我则端坐在房间另一头，穿着我的蓝套服，打着苏尔卡领带，做出一副既警觉又很耐心的样子，而且还显得多少是这单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似的。我从西服背心口袋里取出一把绘图软铅笔，这是我从纽约带来的，把它们放在写字桌桌面上，动作尽可能不发出声音。有一回，尤索托先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朝我瞥了

眼，我便回报以一个很过分的想讨他喜欢的媚笑。接着，突然，对我连一个字和一个眼色都没有，他们分别在自己的桌子前面坐下，开始工作。这时大约是七点三十分。

她信封里附上的习作一共只有六张。(她所有的作品都没有署名－这当然是件小事，但是当时却不成比例地让人有一种清新感。因为班比•克雷默和里奇菲尔德的画全都是大笔一挥签了名或是——这更加显得可笑可气了－－涂上名字缩写字母的。)在十三年之后的今天，我不仅清晰记得艾尔玛修女的全部六幅作品，而且其中的四幅我有时候认为我也未免记得过于清晰了一些，这对我自己心境的宁静没有什么好处。她最好的画是水彩，是画在褐纸上的。(褐色纸，特别是包装用的牛皮纸，用来作画最惬意不过了。许多有经验的画家在不存心作什么大画或皇皇巨品时总是用这种纸。)这幅画，尽管尺幅不大(约摸10x12英寸)，却对基督的遗体被送到在亚利马太地方的约瑟花园里的墓地的情景，刻画得细致入微。在最右方的前景处，两个看来是约瑟的仆人的男人很吃力地抬着。业利马太的约瑟紧跟在他们后面——在那样的情景下，他腰板似乎挺得太直了些。在约瑟后面，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次要地位的是走过来的加利利的妇女，她们夹杂在一群人当中，也许是破门而入的一伙人，那些哀悼的、看热闹的以及小孩子们，其中还至少有三只欢蹦乱跳的、不敬神的杂种狗。在我看来，这幅画的主要人物是在左前方、面对观画者的一个妇女。她右手高举过头，在拼命地招呼什么人——也许是她的孩子，或是她的丈夫，没准是观画者——让这人扔下手头的一切赶紧上她这儿来。人群前排的两位妇女头上还有光环。我手头没有圣经，只能大致地猜测她们的身份。但我立刻就辨认出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反正是我肯定那就是她。她位于前景正中，自己一人走着，很明显有意汉与人群隔开一段距离，她双手垂在身体两侧。她没有把她的忧伤标志在她的袖子上，这么说吧——事实上，完全没有任何外在的迹象，是以说明她与这位死者不久前很值得羡慕的关系。她的脸，像画巾所有人物的脸一样，是用一种便宜、现成的肉色颜料画的。让人很痛苦地看得明明白白，艾尔玛修女自己也觉得这种颜色不能让人满意，也曾作出无人指点的、动机纯正的努力，想尽量让这颜色不那么刺眼。这张画其他严重毛病倒也没有。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毛病除非你硬要吹毛求疵。从任何一个重要方面看，这都是一件艺术家的作品，饱含着很高很高、经过锻锤的天分，也经历了天知道多少多少个小时的艰辛劳动。

我最初的反应之一，自然是拿着艾尔玛修女的信封冲到尤索托先生跟前去。可是，我又一次按捺住性子坐好了。我不愿冒艾尔玛修女被人夺走的险。最后，我仅仅是小心翼翼地把她的东西装回信封，放在我桌子的边上，兴奋地计划着在晚上自己的时间里好好修改它。主意打定后，我竟以连自己都没想到会有的巨大耐心，甚至还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将下午剩下的时间用来在罩着的纱纸上修改一些(没有性器官的)男女裸体画，那是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怀着好意或是不怀好意地画成的。

将近吃晚饭时，我解开衬衫的三颗纽扣，将艾尔玛修女的信封藏进去，藏在那里不管是小偷还是，这么说是以防万一，尤索托夫妇，都不可能掏走的。

“古典大师之友”每一顿晚餐的程序都是无须费唇舌雷打不动的。一到五点三十分尤索托夫人立即从桌边站起身，上楼去准备，而六点整，尤索托先生和我－－总是排成单行－接着上去。绝不会走开去办点什么别的事，不管那是多么的重要或是有益于健康。不过，那天晚上，胸口让艾尔玛修女的信封温暖着，我却感到空前轻松。事实上，在吃晚饭的整个过程中，我简直有点放浪形骸了。我抛出了一件我刚想出来的特别精彩的毕加索逸事，我本该保留着等哪天过得不顺时再讲的。尤索托先生几乎没有放下手里的日文报纸来听我讲，而尤索托夫人倒似乎有点反应，至少不能说是毫无反应。反正，我讲完后，她在那天早晨问我要不要鸡蛋之后头一回跟我说了话。她问我是不是真的不想在我房间里有一把椅子。我赶紧说：“non，non——mercl法语：谢谢夫人”我说地板上的坐垫靠墙放，那样正好让我有机会可以练练让背挺直。我还站起来显示给她看我的背凹到了什么程度。

晚饭后，趁尤索托夫妇用日语在争论什么挺有火药昧的问题时，我告退要离开餐桌。尤索托先生盯看着我，仿佛他不太清楚我当初是怎么进入他的厨房似的，但还是点了点头，于是我急急地穿过走廊进人我的房间。我打开顶灯，把门关上，接着从兜里取出绘图铅笔，脱掉西服，解开纽扣，手持艾尔玛修女的信封在一只软垫e坐了下来。我前面地上摊放着我要用的～切，着手做我认为对艾尔玛修女最迫切的艺术上的所需，一直到清晨四点之后。

九点钟左右，尤索托先生摘下眼镜，站起身，手里拿着一叠纸张轻轻地走到我的桌边。我一个半小时以来半点事儿都没干，光是使是了劲儿不让肚子咕噜咕噜地响出声来。他走近时我赶紧立起来，并且还稍稍伛下身子免得使自己显得高大自傲。他把这些纸张递给我，问可否麻烦我将他批改的文字从法语译成英语。我说“oui法语好的先生”他略一躬身，又轻手轻脚走回自己桌前去了，我把我那砦绘图软铅笔推到桌子一边去，拿出我的自来水笔，便开始——心都几乎要碎了——工作。

许多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教起绘画来一点也不比一个天生擅长教书的二把刀平庸画家高明，尤索托先生的情况正是如此。凭着他那实用性的“描改”之作－也就是说，他铺在学生作业上描图纸上所画的作品——以及他在作业背后所写的评语，他完全可以让一个有正常资质的学生学会怎么画在一个可以辨认出来的猪圈里的一头可以辨认出来的猪，甚至是一个稀奇古怪的猪圈里的一头稀奇古怪的猪。可是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向任何人显示如何画一头在漂亮的猪圈里的漂亮的猪(而这，不消说，正是他的水平较高的学生最最渴望能通过邮局得到的那点小小的技法诀窍)。我还得再补充一句，问题还不在于他有意无意是个悭吝使用自己才能的人，或是他蓄谋存心不随便滥用，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才能可以给予。对我来说，这一无情的真实情况原不是什么会引起惊讶的事，因此倒没有变得晕头转向。但是考虑到我所坐的位置，这事也有某种渐渐积累的效果，因此在午餐时间临近时，我得非常小心，免得两只手掌根上的汗水玷污了我的译文。像是要使事情更让人难以忍受似的，尤索托先生的字迹得费好大劲儿才能辨认出来。总之，午餐时间来到，我谢绝与尤索托夫妇一起用餐。我说我得去趟邮局。说完我几乎奔下楼梯来到街上，开始快步疾走，也根本不管朝的是什么方向，穿行在迷宫般陌生、显得挺寒酸的小街上。我见到一家午餐酒吧时便撞进去，一口气吞咽下四客“康尼岛红肠热狗”和三杯浑浊不清的咖啡。

在回“古典大师之友”的路上，我心里犯开了嘀咕，起先是带着一种常有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对此凭过去经验我多少还知道该怎么对付，接着我却陷入了极端的恐慌，我不知尤索托先生整个上午纯粹把我当个翻译来使用，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个人的因素。这个老“傅满洲”是不是从一开头起就知道，除了别的用来迷惑人的小手法小动作之外，我留的那撇小胡子也仅仅是一个十九岁男孩的稀汗毛？一想到这种可能性我简直无法忍受。我也逐渐感到愤愤不平。就凭我——一个获得三次一等奖的人，毕加索的一位密友(我真的开始认为我的确就是了)——竟被当作一名翻译来使用。这是不是在往罚不当罪的路上走了吗？就说一件事，我的小胡子，不管毛多稀，毕竟全部是我自己长出来的呀{反正不是用胶水粘上去的。我急匆匆赶回学校的一路上老用手指去摸小胡子，好让自己的心踏实一些。可是我越想这整件事情，我步了也走得越快，到后来我几乎是在小跑了，仿佛感到每分钟都会有石块从四面八方朝我扔来似的。

虽然我吃午饭只用了约摸四十分钟，但我回去时尤索托两口子却都已经在伏案工作了。他们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也没有作出任何听到我进来的姿态。我汗涔涔、气喘吁吁地走过去在我桌子前面坐下。我直僵僵地坐了有十五到二十分钟，脑子里闪过了各色各样新编的有关毕加索的小故事，完全是为了应付尤索托先生突然站起身走过来揭穿我的真面目。他果真突然站起身走过来了。我站起来等着他到来——迎面出击，如果有必要的话——用一个新出炉的毕加索小趣闻，可是让我大为惊慌的是，我原来设定的计谋竟卡壳说不出来了。我灵机一动赶紧对挂在尤索托夫人身后的那幅飞雁图大加赞美。我滔滔不绝说了好长的一大篇话。我说我认识一个住在巴黎的人――是个非常富有的瘫痪病人，我说－－他一定会出天价求购这幅画的。我说如果尤索托先生感必趣我可以立即与他联系。幸亏还好，尤索托先生说这幅画是属于他的一个什么表亲的，此人现在到日本探亲去了。紧接着还不等我表示遗憾，他就问我――称呼我为杜米埃史密斯先生——可否抽空帮他批改几份作业。他走回自己桌边抱了三个装得鼓鼓的大信封过来，放在了我的桌子上。趁我傻不愣登地站着一边不住点头一边去摸我已经放回我的背心口袋的绘图铅笔时，他开始给我解释起学校的教学方法来(或者不如说，根本是子虚乌有的教学方法)。他回到了他自己的办公桌前，而我是是用了好几分钟才使自己镇定下来。

分派给我的三个学生全是使用英语的。头一位是住在多伦多的一个二十三岁的家庭主妇，她说她的笔名是班比•克雷默，希望学校给她寄信时也用这个名字。“古典大师之友”要求所有新生都填一份调查表并附寄照片。克雷默小姐寄来的是一张光而8x10英寸的照片，上面她本人戴了只脚镯，穿了件没有背带的游泳衣，头上扣了顶白帆布水手帽。在她的调查表上她说她最喜欢的艺术家是伦勃朗和沃尔特•迪斯尼。她说她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赶上他们。她的样品画有点像附属品似的别在她的照片上。全都挺吸引人。有张更是让人难忘。这张是用艳丽的水彩颜色画的，还有标题，写的是：“原谅他们的非法侵入吧。”画里有三个小男孩，在一片挺特别的池水旁钓鱼。一个孩子的夹克还搭在一块写有“严禁钓鱼！”的告示牌上。处在画面前景处的是个身材最高的男孩，看起来一条腿像是得了佝偻病而另一条则得了象皮病。－－很明显，克雷默小姐是有意用这种视觉效果来表明这个男孩站立时，两条腿是稍稍叉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