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時代的氣運-1
王猛、崔浩、高允、文明皇后與李陵不同。他們是生當五胡亂華，故為天下重于為國家，為文明重于為民族。孫先生有云：世界大同要通過民族主義，第一先要弄好自己的國家。然而歷史上是有亡國的時代與亡天下的時代，這層分別顧炎武說得很清楚。五胡亂華是破壞文明，亡天下的時代，志士只有存天下，然后纔可再講復國。也不是復國，而是重新來開國。文明也不是可以被救護保存，而是只可以來打開新的王化，使文明更生，有漢文明在，漢民族亦自然在了。王猛、崔浩、高允、文明皇后所做的，后來歷史開出隋唐，都被證明了。
信神是絕對的，而自信則是成長的，孟子稱為養浩然之氣。大自然的意志同時亦是息，養氣亦就是養志，志是集義的信來養。
這信亦是培養時代的意志力的。五胡亂華二百年中，華夏之民是怎樣又建立了時代的意志力的呢？這問題正也是今時我們的問題。
顏氏家訓中，言彼時不但被五胡淪陷的北方，連南朝的年輕子弟也流行彈琵琶，學鮮卑語，眼看華夏的傳統文明要掃地以盡了，焉知下去卻開出了隋唐，是華夏文明的新生。原來彼時也不必看得這樣悲觀。依現在的例，青年學生彈吉他、唱英文歌、跳外國土風舞，然而依朱天文朱天心文章裏所寫的看來，他們竟也還是中國的兒女。這些女孩子、男孩子可被寫成“擊壤歌”的好文章，這就是有可被敬重的了。便如大陸的人民與中共，也是可被張愛玲與陳若曦寫成好文章。可以相信今是在中國文明的同化與新生中，像一朵花，等到將來一陣好風就會忽然開滿的，像五胡亂華期間華夏文明的同化與新生，忽然一陣好風就開出隋唐了。這裏的消息惟有文學最感知得，也最說明得。此所以文學必是革命的，依孫先生的話，沒有革命即沒有文學。
五胡亂華，中國並不陷入黑暗時期，此是漢民族的真本領。劉曜陷洛陽，據懷愍二帝，使之青衣行酒，世上已無何物尚是至尊至貴。其焚殺戮，人口十損其七，大難臨頭，家人骨肉豈顧生離死別，除驚駭與苦痛之外，人間尚有何物是感情？城闕市廛皆成瓦礫白地，田野荒為茂草，往往百里不見人煙，古來尚有何物是堅牢的？中國人是悟得了天地成毀之理，知易經說的神無方，則知老子說的天地不仁。
五胡亂華時佛教方盛，而中國人僅取其太上去愛，因為至親則單單存在就是一切；而不取佛教的無常苦空之說。對佛教說的救苦難亦淡然，因為天道與求救有點不對稱。當時的高僧南有慧遠，北有僧肇，皆宁是以知性為法悅，可說不是宗教性的。
晉時公卿臉上傅粉，吹笛，有馬車好坐不坐，講究坐牛車，日本平安朝效之，至今每年三月祭節，京都尚有公卿儀仗隊，武士弓矢前導，公卿坐牛車，婦人宮裝走在牛車前后，街道兩旁觀者可以想見當年。我看過一次，果然是非常美，然而黃老與儒皆不貴之。
自東晉轉入宋齊梁陳，文學亦綺麗不足珍了。
時代的大意志力是到隋唐纔建立起來的。不靠宗教的信心而可以有大意志力，這經過我們就要來研究，因為我們今天的世界現狀也是缺少了一個大意志力。單就文學來說，這也是建設中國的現代文學的一個大問題，我們要如何纔能有雄勁的文章。
五胡亂華，其嚴重性相當于北歐蠻族滅亡了西羅馬帝國。但是歐洲自此入于黑暗期幾達千年之久，而中國彼時則沒有入于黑暗時期。歐洲從此出現了許多蠻族國家，至今不得統一，而中國則五胡十六國隨又統一于隋唐。其原因，第一因為中國的不是農奴制社會，第二因為中國有士，能同化五胡，第三因為中國文明有統一天下的基礎。
晉時朝士雖然清談誤國，民間卻還是很活潑的，這從彼時民間歌謠之盛可以看得出來。中國歷史上幾次都是士的文學像日蝕的隱晦無力時，民的文學就像滿天繁星的璀璨起來。前如東漢，有讖緯童謠與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的樂府。又如羽林郎，日出東南隅等樂府皆帶點民的文學，勝過同時代的士的正經詩文。后則如元明清士的詩文很少有可觀，民的文學，曲與平話說書的章回小說且是發達。所以民間起兵都是民先動了，士然后也被激發，而與之結合，來指導民。
中國人是不假宗教，而悟得了大自然，與神同在，與神一樣的無方，大難不死，即刻又跌宕活潑，所以北魏的均田與江南的新耕桑會復興得這樣快，佛教則只當是一陣風吹醒了大家，一時紛紛都想來閑創作，如敦煌的佛刻與壁畫，洛陽的伽藍與南朝的寺。他們拜佛也只是極認真的閑情。大家又都來舞西域的舞樂，尤其北朝比南朝更氣象大，如北魏碑銘與摩崔的書法，創造性最是豐富的。彼時的中國人同化胡人，是在這樣集義中養浩然之氣，漸漸養出統攝時代的大意志力了。
彼時的文學尚未即顯出有統攝時代的大意志力，要到后來隋唐統一了天下，初唐的陳子昂與李白這一代的文學，纔顯了出來。李白因此說六朝的文學綺麗不足珍。但李白與杜甫又都喜歡六朝文學的清新，那就是可珍貴的了。若像歐洲的因蠻族入侵而落入黑暗時代，是不能有清新二字的。
想像昔人當年，要當它是我三生石上事。譬如讀庾信的文章，即好像我自己是與庾信生在同時之人，而又好像庾信是生在今天的。我臨寫魏碑亦是如此。嵩高靈廟傳是崔浩書，每臨寫時總會使我想起拓跋魏時，崔浩、高允、文明皇后之事。
王猛、崔浩、高允皆懷王佐之才，而不事南朝，去幫北朝。文明皇后馮氏本漢民族女子，父死于拓跋魏，而她為拓跋魏皇后。此四人實是混一華夷，開出后來隋唐天下的大功臣，但于民族大義這話可又怎樣說法呢？
孔子稱讚管仲攘夷，漢朝對李陵北敗降匈奴亦處罰極嚴。然而漢魏與唐朝的詩人皆對李陵抱有好意。李陵自己卻也並不曠達，他見蘇武使匈奴被勸降不屈，曰：“陵與衛律之罪通于天矣！”因泣數行下。而他又對漢朝對他的家屬極刑不服，自辯兵敗降胡，仍欲得當以報漢，此憤懋與自辯又屑屑為何哉？徒見他的不徹底。漢廷對他的恩已絕，而他引匈奴之兵北築李陵城，對付現代的俄羅斯，終他之身不使匈奴南侵。漢廷是漢廷，他對漢民族的華夏還是報了恩的。但這亦豈不是徒然的屑屑嗎？像他這樣亮烈的人，只落得都不徹底。這不能來批評，只可以詩來見證。送別蘇武時，李陵的河梁之詩所以是千古絕唱。
五胡亂華，如石勒、苻堅、王彌、盧循之兵，實是中國之民參加者多，與中國傳統的民間起兵有所結合，纔有這樣大的聲勢。北歐蠻族入侵西羅馬，也有是裹脅農奴，也有是農奴脫卻土地的鎖鍊來附從，纔蠻族的軍勢能這樣盛大，但與中國這邊的性質兩樣。中國之民參加五胡亂華，極自然地收了使胡人同化之效。
士則如王猛、崔浩、高允。王猛同化了符堅，崔浩與高允同化了拓跋魏。亦因符堅與拓跋魏的軍隊裏參加有中國之民，所以他們不是孤立。劉淵到了劉曜，石勒到了石虎，兵敗即完蛋，苻堅以百萬之眾也是其敗即完蛋，此是軍中大半以上是中國之民，一旦被中國之民所棄絕之故。
王猛教苻堅掃蕩其他胡族，崔浩教拓跋魏只管出兵討平塞外，皆是為將來隋唐的統一華夏清塵除道，如云為王前驅。王猛與崔浩高允是結合了黃老與儒，尤其高允為文明皇太后與孝文帝行均田制，勸耕桑，立學校。當時的人們，是從五胡亂華的大殺戳大破壞，所謂天地不仁中打鑄出來了大的意志力，更從均田制與耕桑及學校再建了人世之信，如此纔開得出隨來的隋唐時代的。
回想起來，從東漢儒與黃老分離，晉又清談老莊而輕儒，至王猛崔浩高允纔是黃老合于儒了。自晉朝缺乏統率時代的大意志力，直至拓拔魏始又再建立得此大意志力，其間時勢的經過，也真是使人辛酸與歡喜的。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宜。”歐洲的蠻族入侵，陷入黑暗時期中，倘無基督教的信神，人真不想要活了。而中國人的信卻不靠宗教，而是靠集義而生的浩然之氣。這是孟子說的，集義是做的事有了成績。最大的信是面對大自然，見著神了，如果我們所做的事是對應大自然，通于神明的，就是義，集義是做多幾件。新石器時代發明了數學、音樂、天文學、輪、槓桿、轆轤、物理學、文字，這就保證了文明的歷史遂行的自信，因為這些發明是對應大自然，通于神明的，是孟子的所謂集義。我們今日在做的事，譬如過平常的一天，寫的隨意的一篇小說或散文，也是個發明，如孫先生說的是革命的。用宗教的語法是可做神的見證的，這樣的事多做幾樁，自信就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