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時代的氣運-2
從宋末到元明，再到清朝，士是只有越來越變成閉塞固陋，沒有人像漢唐之士的對帝王“談笑間、檣艣灰飛煙滅”而且他們也自外于民間起兵。太平天國就可見得是士與民間起兵無緣。曾國藩這邊的又只有第二、三等之士，雖然平了亂，也缺乏創造性。
欲知當年事，只須看當年的文學。
自宋末至于元明清是士的文學固陋已極，但民的文學一直到清末依然好精神，如平劇，說書說白蛇傳，說秋香三笑，小調唱孟姜女，閑書看三國演義，說唐，精忠岳傳，征東征西。士的文學固陋，是反映國之政治已失風光，而民的文學的好精神則見證了中國的民族尚一直是旺盛的，所以有從反元朝的民間起兵，到反清朝的民間起兵，但是可惜了幾次都是當時之士不夠來領導。
今日何日兮
自南宋至元明清，士的文章幾于全無可看，他們推尊韓愈，其實韓文就不怎麼好。韓愈肯定儒家，肯定世俗富貴功名。宋儒則是把禮教太肯定了。無論怎樣的好東西，你若把它太肯定了，就會是小是陋，就會是妄。詩詞遠比文章好些。但如元好問、吳梅村的話都缺少一個興字。明初高青邱與清初王漁洋的話中有好的。朱彝尊我是喜歡他的紅橋詩。還有是喜歡納蘭性德詞“孟姜女廟”：
飛雨殘陽影斷霓、寒濤日夜女郎祠、翠鈿塵網上蛛絲。
澄海樓高空極月、望夫石柱留題詩、六王如夢祖龍非。
結尾一句“六王如夢祖龍非”真是大。祖龍是指秦始皇。但就一般來說，從宋末到元明清是士的文學凋萎已極。
彼時亦有禪僧中豪傑，但是不得士與之結合，終究不能有結果。然而士雖疲？，民固健在，民的文學如宋平話，元曲與明清說書小說的旺盛，背后實含有隨時可以民間起兵的大行動力。但是彼時民的文學不得士的文學為領導，這就可見彼時士的對于政治亦無領導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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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佛理夾添入于現世的情操當然是本領。但以前六朝人是把佛經裏說的劫毀與當時五胡亂華，生民塗炭，文明瀕于存續與消滅在不可知之際的事態，合在一起來感得，比宋朝人的佛理情操大得多了。唐朝人把佛寺合于世俗的熱鬧，我覺得亦遠比宋朝人的講佛理好。
宋詩于佛理不講劫毀，只講真與妄跡，而妄跡亦好，幻與真相俱，纔是現世的活潑有光影明迷。此點自柳宗元詩與白居易詩以來，要算蘇軾詩裏表現得最好。但是這也不及李白詩裏的人世想要拔宅飛昇，有蓬萊仙山。蘇軾詩裏亦有仙意，想要飛去，但他的不及李白，是在李白有強大的時代的意志力，李白憧憬秦皇漢武，蘇軾的詩裏沒有。是蘇軾之后又過了將近千年，纔朱天心的“擊壤歌”有像這樣強大的時代意志力。
惟有宋儒程灝程頤與朱熹採用佛經的明心見性與靜坐，使人無可愛敬。
程朱他們對于佛經裏說的劫壞與空色真幻毫不感興趣，不但如此，他們是人家說句反話亦不曉，如杜甫居同谷七哀詩有一首的開頭四句是：“嗚呼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及身早”朱熹斥為“歎老悲窮”他不知如古詩十九首中有一首的結句“蕩子行不歸，空林歎獨守”其實真是貞潔的。朱熹還同調過程頤門人說蘇軾這樣的人應當殺卻，雖他晚年有題蘇軾畫竹讚，對蘇軾其人衷心表示敬意，但已太遲了。
蓋自宋末至清末六七百年中，士之豪傑者僅得耶律楚材一人，大儒只得孫詒讓一人。耶律楚材是禪僧之徒，他從成吉思汗出征，相元世祖忽必烈尊重華夷的制度。然而他只得一人，沒有有為之士的強大集團做他的背境。所以他不能比王猛、苻堅、崔浩對拓跋魏道武帝的威信程度。至元末民間起兵，士又不能領導，所以從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對于士完全沒有敬意，他隨意殺文人。明朝又待宰相最壞。若有像楚漢之際的與隋唐之際的多士，明太祖亦不敢這樣卑劣。
明朝與清朝都是最沒有創造性的。
明清士專于儒，儒專于科舉八股，亦有為朱王理學，或訓詁之學的，他們皆不屑自然界的知識，亦不知天下形勢，亦不會文學。否則清初康熙帝倒是個非凡的人，他是真知道漢文明，並研究西洋科學的，他對西洋的新知識都親自來學。他只是拒絕了傳教士的勸他信基督教。倘使有像昔年拓跋魏時崔浩高允那樣的智士幫助他，正可以開出一個大有創造性的新時代的。
當清朝康熙時，歐洲的科學新知識與方在開始的世界新形勢正可以是對中國文明的一個大刺激，當時若來接受它，可尚有如魏晉南北朝時接受西域文明的餘裕。康熙帝比俄國的沙皇彼得更早，當時中國還趕得及與英法德搶先併驅進入蒸汽機工業革命。英德法及后來的美國的進入現代產業，是依其原有的經濟構造的不同而變革出來的，所以雖一般的是資本主義，而在其過程上與體質上亦還是各有特色。而康熙時的中國的經濟基礎是世界上最強大健康的，可以比英法德等國家更有餘裕使工業革命可以自然成長，用不著像英國的荒廢耕地做成蘭開夏機器紡織業的牧羊場，也用不著待童工女工那樣殘酷，也用不著那樣爭奪世界殖民地。當時若就來做，是可以使機器工業被涵養在中國文明裏，與農業手工業有一調和，它可以不是資本主義，而是遠比西洋更新的產業體制，而且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當時若有這個，則全世界的歷史都將為之改觀。康熙時中國確是有這樣做的機會，現在孫先生的開發產業，節制資本，與世界大同的遺教，與我主張的以農業手工業為主體而以機器工業為輔佐的產業新體制，早在康熙時若于新知識上完全開向西洋，是可以大有餘裕來自然地形成，被創造出來的。
然而康熙帝時沒有像拓跋魏時崔浩高允那樣的士幫他。
易經，陳搏于先天數有新發明，邵雍亦于占有其會意。二人皆近道家。而程頤的所謂周易程傳，則與易經無關，只是在講他的正心誠意。朱熹的周易集傳比程頤用功，但亦只是有他的可取而已。易經本來于文學相關，程朱的易傳卻于文學不相關，其不好即從此點可以看出。
原來易經的主題是占國運，占當前歷史的天道與時局形勢，志士皆是如此觀其文而玩其辭，這就很是文學的，因為文學如梅花桃花荷花桂花，也是報的歷史的季節消息。所以左傳裏記占卜可以記得那樣好，上了文學。還有易經是人對于未知能活潑喜樂，如元曲裏桃花女與周公比占課鬥法，更有西遊記是開始于漁樵二人在閑話，驚動了涇河龍王，他要試試袁天罡的占天晴雨，下雨的時辰與雨量，也是上了文學。而程朱的易傳則與這種志士的革命性及庶民的活潑喜樂全不相關。文學是至程朱而壞，文學壞即是先王的詩教壞，即是禮樂之樂壞了。但此亦只是結果而非原因。原因是殘唐五代至宋，沒有像五胡亂華至隋唐那樣的出現時代的大創造力，出的人材亦不夠，若有像北魏至隋唐那樣強大活潑的士風，雖有程朱，亦將只是像王通（文中子）的不被人注意。（文中子的語句全仿論語，單是這點就已使人厭鄙他。）
歷史的浩然之氣實在要緊，后世儒者只知這氣是個人的修養，不知有歷史的浩然之氣，是全體民族在大災難中行險，集義而生的開出新時代的大創造力。殘唐五代至宋就是缺少這個。南北朝至隋唐是儒者通過當時發達的數學與科學而結合于黃老，及通過變法（行均田制）而結合于黃老。五代時數學與科學亦有一發達，陳搏因之能于易數有新發明。北宋尚出數學與科學的大家，而且變法亦有王安石的青苗與保馬法，但至程朱之學行于世，儒乃不屑于數學與科學，更不讀法家之書，乃至專讀四書，不讀周禮王制，儒遂與黃老絕，與黃老絕就是喪失漢民族的大自然精神與創造力了。
但王安石的變法失敗，乃是因為他考慮得不周全。
王安石的青苗保馬法與北魏的均田制皆依于周禮，但是均田制民自十八歲授田，至六十歲返田只需兩次手續，而青苗保馬則一年中要有幾次手續，假手于吏胥來辦就壞了。這要像周禮裏的王官與王民的關係，即是同生在井田制裏的當地之士領導農民與手工業者來實行纔可，不然則要有像現代的銀行制度亦可以實行得，王安石的新法是不具備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條件，當然失敗。青苗法與保馬法若行成功，宋朝對遼與西夏可以強大，但是當時亦缺乏時代的創造力來做背境，司馬光蘇軾等都反對。王安石的文章是有當時人所沒有的好處，但是他的文章亦無人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