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使命

音樂也是如此，彈彈吉他唱歌跳舞雖然也好，那是依個人而好，有著嚴格的青春的限制，怎及得清平時勢的音樂使人感覺一統山河的大，有著悠遠的而現實都在之思。仙枝早先愛看電影，說電影也有好多意思，及后她讀起書來，讀莊子，看西遊記紅樓夢等小說，看平劇，看崑曲，她就知道電影沒有多大意思了。“方舟上的日子”裏的與“擊壤歌”裏的舞台與行頭，以后隨著演新戲是可以全部換過的。我們使用的東西，皆要有一個時代的威嚴，生在清平世界的秩序裏的，而不是零亂不安定的個人趣味的那些。

文章的內容情節亦是如此。“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裏所寫的是青春情意的無保留，而自然有制約，像一朵花開足了，而不會是把花瓣的輪廓來破壞，無保留與制約原來是同一回事。可是以后寫成人社會的艱難事情，寫焦桂英唱的“人世風波險十分”寫一個世界的沒落與新生，你有本領，就也要能把一代人的情意寫得無保留，然而自然制約，不會寫成喫人社會的“狂人日記”或變態慾情。因為世界雖亂，亦作者的心中有著一個清平世界的秩序，這是文明的古老的記憶，也是今要建設的新時代的底樣。

我偶而給我所喜愛的人寫信，被說我的信寫得不親。不知我是與朱天文朱天心亦不親的。袁枚怪蘇詩少情，但蘇軾被罪獲釋貶黃州時遊淨居寺詩有云：

稽首兩足尊，舉頭雙涕揮，

靈山會失散，八部猶光輝，

新的境界的文學，是雖對于惡人惡事亦不失好玩之心，如此，便是寫的中日戰爭，寫的打倒中共，光復大陸那樣複雜的成敗死生的大事，或是寫的痛痛快快，楚楚澀澀，熱熱涼涼酸酸的戀愛，亦仍是可以通于“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裏的那單純、喜氣、無差別的絕對之境的。文章就是寫善惡是非最難。這回偶然看了林語堂的“蘇東坡傳”只覺真是人不能寫比他自己高的對象。蘇軾與王安石是政敵，而兩人相見時的風度都很好。林語堂文中幫蘇東坡本人憎恨王安石，比當事人更甚。蘇與王二人有互相敬重處，而林語堂把王安石寫得那樣無趣，甚至明知故犯的對史料作不當的取捨。他讚蘇東坡，但蘇東坡在海南喜歡異雀飛來的吉兆，這些他都不錄。他寫朝雲，但對蘇東坡與朝雲二人的高情到了死生憂患都了悟的一點他就不錄。林語堂的俗就是完全不知有天道人事的天道二字。

民國以來，倒是五四的新文學有可喜，那時的青年鬥舊禮教，縱使有的地方是鬥錯了，亦還是有風光，而其后北伐與對日抗戰，在文學上邦不留下一點風光。中共經過那樣大的鬥，也不留下一點文學，都是因為只知寫鬥的人，不知寫同時還有著不鬥的天。這裏我覺得先要從文學上脫卻西洋起。中國文學是向來都有一個天字的。

毛澤東有秦皇島觀海詩，但是不及秦始皇的嶧山刻石詔辭，也不及魏武帝曹操的觀滄海詩甚遠。我遊日本大洗磯邊，亦題有詩：

浪打千年心事違還向早春惜春衣

我與始皇同望海海中仙人笑是非

願隨二聖往，一洗千劫罪。

他是憂患后如見了親人。而我的憂患是遠比蘇軾的更大，我若見了母親或妹妹，倘使我有妹妹的話，我亦但是柔和有禮儀，不會有淚的，不但沒有親暱，還像是不誠懇。其實蘇軾于朝雲亦惟云“事余以禮”不說親暱的話。夫妻相敬如賓只當是平時的，憂患后才知此語更具。前此我只知“天地不仁”這句話很大，是對于史上的世界劫毀的，這回因袁瓊瓊一提，纔又知還有一句“至人不親”是把憂患都化為人的端正清好了。

原來禮儀這樣東西，我們平常只當是形式多于情操，生活順境時來行行的，卻竟是可以含蓄著怎樣重大的處境與怎樣強大到無保留的情意的，是情意的無保留與制約為一的自然秩序。現在來講文學創作，就是要知道有這個清平世界的秩序，這裏就情操也都成了是知性的。曉得這個，就夠你在文學裏寫怎樣重大複雜激動的事實，場面與情緒亦可以總是有餘裕的，像袁瓊瓊說的“單身的時候是頂秀氣的，女式的單身。”

九

天道有在是非之上，人事亦還是對共產黨不原諒。中國文學裏習慣了說天，說仙人，比說神好。因為神容易被說作比人還更逼實是非。

“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是未有是非，未有敵鬥，未有戀愛的文學，但是寫有是非、有敵鬥、有戀愛的文學也還是必定要與之在性情上相遇的。

中國文學裏的戀愛原來也是現實的境界，而又高又開闊，而今人為學西洋的，都把來為窄了，只可以上話劇，不可以上平劇。朱天心說要痛痛快快的戀愛它幾場，就要看她又是怎樣的寫法了。

八

看到那般文化人的亂攻擊人，他們攻擊胡適，說他于提倡白話文無功，攻擊劉大中，攻擊林語堂，于是攻擊我，這種亂糟糟真使人想念一個清平世界的秩序。再看看大陸共區的鬥法反法，更使人想念要一個清平世界的秩序了。如此，即有許多事情與許多東西都不得不重新想想過。比方“擊壤歌”裏的小蝦穿了風吹得圓圓的飛起的裙子，與上身穿的風灌滿了一胸口的敞衣衫，以及喬穿的牛仔褲，姿勢斜簽著立在籃球場，那種的好法，都是個人的，而若是一個清平的時代，則必有一個時代的威嚴與安靜的衣裝樣式，不是個人的。如唐朝明朝的衣裳。個人的設計怎麼的亦不能有一個時代的大的安定，一個時代的大的風流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