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俄罗斯

关于格拉宁

达尼伊尔格拉宁，是俄罗斯当代小说家。

他出生于1919年，今年已经82岁了。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读过他的作品，比如50年代翻译过来的长篇小说探索者，80年代翻译过来的一幅画，纪实中篇小说奇特的一生，还有一些零星的短篇小说。特别是198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一幅画，通过主人翁洛谢夫偶尔得到了一幅著名画家的风景画，引出了人们要求保护传统风貌和景物的迫切愿望，从而与急于开工的州当局发生矛盾冲突、引起轩然大波的故事。这本书探讨的是一个具有迫切时代感的问题：在突飞猛进的现代化建设浪潮中，如何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和人性的完美发展？

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进行这样的探讨，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也还是有着一定意义的。

与格拉宁在贵族餐厅共进晚餐。在见到他之前，我总以为他仅仅是一个作家。他出生于护林员家庭，1940年毕业于圣彼得堡的工学院电工系，曾在圣彼得堡基洛夫工厂任动力实验所主任工程师。卫国战争时期，他在坦克部队任职。战后仍当他的主任工程师。自1949年发表处女作，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在文坛上辛勤耕耘。近年来还有新作问世。这一次见到我们，还分别送了我们两本他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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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在离国多年之后，回来看看。他们已经买好了下午的火车票，听说我们要到编辑部，特意等在这里，和来自中国的作家见一面。

格利戈里耶娃是一个诗人，她给了我们一叠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诗。这些诗都是她在伦敦写下的，诗里充满着怀念祖国和故乡的感情，和在异国他乡的忧郁。在和他们道别之后，无论是主持人民友谊杂志工作的雷奥尼德巴哈诺夫和评论家兼编辑娜塔丽娅，还是莫斯科的儿童文学女作家莫斯科娜玛莉娅，都强烈地表达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中俄之间能在新世纪里进一步加强文学的交流，尤其希望能把近些年里活跃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文坛上的作家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他们也强烈地希望了解今天的中国作家们在写些什么、关注一些什么。对于他们来说，中国仍是那么陌生、那么遥远，在他们赠送给我们的书上，他们都写下了这么一些感觉。

我们之间谈得十分轻松和融洽，玛莉娅谈得高兴了，还主动要求为我们唱一支歌。我们甚至还商讨了相互介绍作品的具体意向。

天黑下来了，临别之际，巴哈诺夫一边送我们走出来，一边指点着编辑部内外环境说：“看，我们就是在这么简陋的环境里，培养着俄罗斯未来的大文豪。”

格拉宁来上海的时候，我和郦国义都曾经接待过他。这一次我们来到圣彼得堡，他显得分外热情，先后三次陪同我们活动。

在列夫托尔斯泰的雕像和照片前。向圣彼得堡工业学院赠送礼品。头一次是在中国驻圣彼得堡的总领事陈义初在中华园中餐厅招待我们的便宴上，对于连续几天没吃上中餐的我们，中华园的中餐味道已经过得去了。但是格拉宁眉飞色舞地比划着手势说，和上海、杭州的中餐比起来，这里的中餐差得远了。他讲的是实情，在圣彼得堡的一些中国餐馆，基本上都是个体户开的，还不上档次。第二次陪同我们，则是在格拉宁担任客座教授的工学院参观座谈，他陪同我们和人文学科的师生们见面，并请我们每人作一简短的演讲，并当场回答学生们的问题。从学生们接二连三地提出的一个个问题，可以看出当代俄罗斯的青年思想活跃，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作家的创作。在和他们的见面会上，我们高兴地发现，不但在我们已去过的圣彼得堡大学里有专门学习语言的一个三十名学生的中文班，就是在工学院里，也还有五个学生，在专门攻读中文。

两次陪同我们活动之后，格拉宁又特别以他个人的名义，在雅致的贵族餐厅请我们吃晚饭。当我们匆匆走进餐厅的时候，老人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餐桌旁等候我们。入座后，翻译地玛波指点着墙上挂的肖像画告诉我们，这都是沙皇时代的将军和贵族，时光流逝、岁月更迭，这个餐厅却始终是上层人士用餐的地方。

愉快的晚餐结束了，令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只见穿着笔挺西服和套裙的服务员，捧着绸面的留言本要求格拉宁题词，他们彬彬有礼地告诉老人，他的光临是贵族餐厅的荣幸，他们坚持婉辞了老人付款。格拉宁给他们题词，还要我们也签上名字。这一细节似乎提醒了地玛波，他也拿出了早就备好的格拉宁的作品，请求老人给他题字留念。回涅瓦宫的路上，地玛波抱歉地说，请原谅他耽搁了我们的时间，实在是机会难得，要不是给我们当翻译，他是决不可能这么近地见到他的，格拉宁在圣彼得堡，可是一个有名的大人物、大作家。

我还留意到，每次介绍到格拉宁，圣彼得堡人首先说他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其次才说他是一个名作家、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

在圣彼得堡的星火杂志社，一幢同样陈旧的楼房里，我们向安德烈、阿里耶夫、亚可夫耶卡洛维奇几位作家和编辑询问办刊经费的来源，作家稿费如何支付，今天的俄罗斯作家们，都在写些什么，他们能依靠自己的创作，养活自己吗？

他们一一介绍说，已有六十多年历史的星火，目前每期的印数是八千，其中七千是读者征订的，另有一千则用来赠送和交换。印数不多，因此稿费很低，有时候干脆就付不出。编辑部人员的工资收入，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红场最古老的建筑前。听到这种情况，我和郦国义相对而望，心中就是不能明白，装帧简单朴实，色彩单一，印刷极为一般的纯文学杂志，怎么才能维持生计。

当夜，和已过八十的著名老作家格拉宁谈起这一话题，老人大有深意地眨着眼睛对我们说：“他们自有办法的，他们不像表面上看去那么贫穷，他们的钱多得很。在圣彼得堡，这不是什么秘密。”

但愿有朝一日，我们能揭开他说的这一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