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功过千秋

“走啦！——谨祝胜利，爱你们的美国人约瑟夫w史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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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历史学家易劳逸教授则写道：“蒋介石好像一尊供奉在寺庙里的金漆剥落的山神。你要从外部打败它，它的确显得很羸弱，摇摇欲坠；但是你要让僧众来推倒它，它却又显得太强大”（毁灭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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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必须离开！”当委员长在常委会上愤怒咆哮之后两周，史迪威从南方战区视察归来，等待他的是一道美国总统签署的解职命令。

十月十九日，史迪威经昆明飞往重庆，在这座死气沉沉的中国陪都最后停留了一天，然后取道澳洲回国。

史迪威当然清楚自己冒犯了什么人的利益，但他不承认那是错误，他依然坚持要打败日本人必须取代蒋介石的观点。马歇尔是他最坚定的伙伴和支持者，但是马歇尔毕竟不是总统。他认为总统受到赫尔利的蒙蔽，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史迪威同所有的将军一样，最看不起类似赫尔利这样的政客。政客们总是象红头苍蝇一样围着总统嗡嗡叫，希图捞到一星半点好处，他认为赫尔利站在蒋介石一边正是为了达到对自己取而代之的目的。

与会常委自然一致举手拥护，全体通过一份事先草拟的会议决议。决议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美国总统立即收回移交指挥权的建议和撤换史迪威。与会者只有陈布雷心里明白，前线形势远非委员长描绘的那样乐观，日本人开始进攻贵阳，委员长已经指示他暗中着手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的准备工作。

向美国人摊牌是委员长投下的一招孤注一掷的险棋。

会议纪要当天便通过官方渠道到达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和特使赫尔利手中，次日白宫收到发自重庆的纪要全文。

罗斯福总统读过会议纪要，感到十分震惊。中国人的态度是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霍普金斯支持赫尔利特使的建议。他告诉总统：一个政治家的判断力胜过十个最优秀的将军。但是总统在决定是否应该抛弃史迪威和对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时仍然很费了一番踌躇，因为他同时遭到美国军方和自己内心那种神圣的使命感的强烈反对。但是美国总统毕竟是有魄力和胆识的政治家，他懂得自己的责任，懂得必须用理智排除情绪干扰以便作出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正确选择。

英国盟友及时贡献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意见。

总统的命令毕竟不可抗拒。于是史迪威上将不得不象个政治角斗场上的落魄者那样暗淡无光地离开中国。他也许永远无法解释这样一个怪圈：强大的美国打败了残暴的日本人，残暴的日本人打败了贪婪的蒋介石，而蒋介石却打败了他。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相生相克，循环往复。

委员长宽宏大量地来为被免职的美国将军送行，同来的还有蒋夫人和外交部长宋子文先生。委员长满脸歉意，仿佛赶走史迪威并不是他的本意。委员长提出要亲自授予史将军一枚“青天白日特别勋章”这是在华外国官员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但是美国将军断然拒绝了。胸怀宽广的中国委员长当然不会计较史迪威的态度，他始终面带微笑，宽容地打量面前这个一败涂地的美国将军，就像一个暴发户满意地看着一个不幸破产的老对手。

深秋的重庆，寒风萧瑟，阴云密布。史迪威的飞机在白市驿机场的跑道上徐徐滑动。飞机发动机的巨大轰鸣使得空旷的机场充满峡谷一样隆隆的回声。飞机开始加速，机轮在与地面跑道的剧烈摩擦中爆发出一阵阵尖锐刺耳的震颤。这是人类智慧和意志力量在挣脱大地束缚时发出的痛苦战栗与呼号。很快，飞机昂起机首，机轮在加速度的作用下猛然挣脱地面，腾空而起。

机舱里，史迪威深情地注视着地面上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注视着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备受苦难的人们，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国之行的最后一页：

“史迪威将军的确是一个受人尊敬但却不好合作的伙伴，他会同所有人把关系搞糟。”蒙巴顿勋爵委婉地转告总统“我相信他在其他战区也许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周之后，美国总统复电重庆，宣布有条件撤销对史迪威将军任命的建议。又过了一周，总统签发命令，宣布召回史迪威，另以一名叫魏德迈的美国三星将军接替他的职务。

委员长大获全胜。

二十年后，美国历史学家在研究四十年代中美关系史上这场权力危机时，两个名叫曼纳斯和森德兰的美国人这样写道：

“史迪威的被召回，是那种以为中国要依赖和服从美国，美国可以把自己的观点任意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思想的必然结果。然而新的思想，无论史迪威还是罗斯福，都无法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国民党的军队组织是由其政治制度造就的，要对其军队进行改革，首先必须变革国民党政府的整个体制。至于责任问题，马歇尔应负触发它的责任；罗斯福应负批准它的责任；而史迪威本人则应负介入和促成它的责任。更深一步说，这场危机表面上是蒋与史两人的矛盾，实质上它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目的互不相容的结果。”（史迪威出使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