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黄帽子

“是我呀。副组长，有什么事么？”

李欣晓得黄帽子不喜欢那个“副”字，但每次对黄帽子他都偏偏突出这个“副”字。当地人喊公社下来的人——从干部到勤杂员，一津喊“书记”；喊县里下来的工作组干部，一津喊“组长”对李欣他们也不例外。但李欣反而把真正跟组长沾了边的黄帽子喊成“副组长”听起来就格外像贬低黄帽子在工作组的地位。

“我不是问是不是你，我是”

“那你喊我做什么？”

黄帽子紫了脸，对随后跟进来的老杨说：

“杨组长，这也忒不像话了吧。”

老杨却不由得有些好笑，喘了几口，只说：“莫闹！”

黄帽子看出老杨并没有申张正义的意思，转身出去，口里喃喃说：“我要向县里后映。”

黄帽子真正将“反映”付诸实施，是在瞎拐发现猪油失窃之后。

改善伙食其实就只有一个法子：偷猪油。大队食堂是工作组下来以后临时凑起来的。除了公社化大办食堂时留下的锅灶，什么底子也没有。干部下来时只带了自己的定量粮食。每人每月的半斤定量油留在家里，下乡来揩农民的油。大队不知从哪里榨出钱，在公社食品站买了肥肉，熬出油，装了一瓦钵，好让干部们的嘴多少有些油腥。但大队找来做饭的瞎拐却是极吝啬的人。烧菜时根本不放油，只将肥肉——那层猪皮用绳子吊在灶头——每次锅烧热后，用它在锅底蹭一蹭。而且蹭得极小心，生怕蹭厚了会使干部们消化不良！菜熟了，盛到盆里，再用筷子去挑猪油拌菜，一点一点地就像挖耳屎。就这样，手还不停地哆嗦，嘴唇一下一下地咧，每一下都好像是割自己肉。挑完了，拌好了，把菜分给众人。他站在一边，用堆满眼屎的眼睛很欣慰地看着众人，期待着大家对慷慨施舍的赞美。这自然一开始就引起了李欣他们的极大愤怒。但因为刚下来，不好公开发作。便背地打听，才晓得瞎拐虽然年纪跟大队书记殷道严相当，辈份上却是他女人的叔公，竟是一个合我其谁的“皇亲国戚”又在镇文化站唱过曲子，也就是做过“国营干部”的。李欣他们只有隐忍了，窥测时机。碰巧瞎拐又极端负责任，把给工作组做饭看成了神圣使命，从家里卷了铺盖来，每天都吃住在食堂里，以食堂为家。但还是给李欣他们捉住了机会。

每天三顿饭的间歇，瞎拐要去盘菜园。这时候，瞎拐喜欢唱曲子。不完全是为提醒大家注意他在镇文化站唱曲子、当“国营干部”的那段光荣经历，一旦唱起来，他确实很投入，很动情，什么都不再警觉。他唱的老是当地人惯唱的拆白歌：

从来不唱拆白歌，

风吹石磙飞过河，

大树抄上鱼打子，

当时，李欣正在用肥皂洗头。头埋在盆子里，满头满脸的肥皂沫子。

“李欣！”

黄帽子在他身后一声大吼。李欣没有住手，依旧翻动着肥皂沫子。这一天迟早要来的。

“李欣！是不是你？！”

听到提到了极限的变了声调的怒吼，李欣很想笑。他拼命咬紧牙关，忍着。终于能抑制住笑声的爆发了，才缓缓抬起头，把眼睛上的肥皂泡沫抹开一条缝，说：

急水滩头鸟做窠，

黄牛下了水牛婆，

大队几个看家的会计文书之类，在工作组的干部下队之后，也往往找个什么借口溜之乎也。大队部也就成了李欣几个“病号”的天下，听着瞎拐旁若无人的唱曲声，他们就从床上一跃而起，窜入食堂。食堂的贮藏室兼瞎拐的卧室就在灶间一侧，只有一扇同灶间相通的门。这扇门自然是用一把锁军火仓库般的大锁锁得铁紧，但门却是极老旧的，轻轻从下往上一托，便可以把整个两扇锁连结的扇页子从门臼上端下门框。俗话说，锁只锁君子。这样的门锁，连李欣这样的君子也锁不住。进去，便找那只盛猪油的瓦钵。那瓦钵竟被瞎拐藏在了自己极肮脏的床铺底下。那床铺是在两摞泥坯砖上架的几块板。为了安全稳固，万一倒塌不致跌折骨头，架得离地面很近。猪油瓦钵塞进去和抱出来都极费事的。不知瞎拐何以能这样不厌其烦，可见其心机之深。

猪油瓦钵找到之后，先仔细观察研究一番，记住那已经凝成固体的猪油表面上由瞎拐每次“挑耳屎”时形成的图案。然后整个揭去一层，再用筷子在新的水平面上依样画葫芦。取得（李欣他们不肯说“窃得”）的猪油则带回自己的房间，待瞎拐送病号饭来后，用它加餐，果然美不胜收。一连几次，瞎拐竟没有察觉，更添他们的胜利感。

黄帽子在外面奔波了一天回来，见已经“病”了几天的李欣他们还没有起床，便很关切地来问。门从里面上了闩，推了好久，里面传出高一声低一声的呻吟，很凄厉。其中还夹杂着头撞床架子的声音，似乎是痛不欲生。黄帽子喊了几声没人应，以为要出人命，猛力撞断了门闩，冲进去，却见两个年轻人，一个聚精会神在表演口技，模仿世上最悲惨的呻吟，另一个笑得满床打滚，为了抑止笑声，不得不用头去撞床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