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突出重围

宋朝华对我“集中营”的说法不置可否。他强调的是：“强扭的瓜不甜”不甜就不和谐。因此不能“硬搬迁”只能“软着陆”

我问，那你们咋整？

宋朝华说，先要算清账。过去常提三句话：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可见发展工业的重要性。工业要发展，就必须向园区集中。集中才能发展，发展才能富县，富县才能富民，富民才有和谐。人民群众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和谐更无从谈起。我认为，一个地方，一个县，不管gdp有多大，财政收入有多高，城市建设有多漂亮，真正的政绩关键还是要看农民富不富。如果农村没有变化，农民没有富裕，政绩就是虚假的。过去，我们一直在提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但提了这么多年，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是在增加，为什么？就因为我们落实富县的措施多，落实富民的措施少。县城经济在发展，但农民没有富，自然骂娘的就多，怨恨的就多。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思路，通过城乡一体化同步推进富县和富民，把富县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上。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必须把富县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上

2005年8月5日，新津县委接待室。

新津县委书记宋朝华和冷刚、金嘉祥一样，也是农家子弟，只不过1962年出生的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不但上了大学，而且年纪轻轻就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成都市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干部队伍中的一员。1997年，年仅35岁的宋朝华担任了大邑县委书记，2002年调到新津。当了两县两任书记，宋朝华应该很有些话可说。

照例还是要“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其实我说这话之前心里多少有点底。我深知，作为县委书记，一点官话、套话都不讲，是不可能的。但作为基层干部，只讲官话、套话，是不行的。基层工作是很实在的事情。不要说只讲官话、套话，就是只讲宏观都不行。宋朝华就有一个观点：只讲宏观，空谈误国；多讲微观，实干兴邦。果然，说起新津县的城乡一体化，宋朝华讲得很实在。

宋朝华告诉我，成都的特点，是大城市带大郊区，全市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圈层五城区，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第二圈层近中郊区，龙泉驿、青白江、新都、温江、双流、郫县。第三圈层远郊区，都江堰、彭州、邛崃、崇州、金堂、大邑、蒲江、新津。新津地处第三圈层，综合经济实力与第一圈层有明显差距，比第二圈层略有不足，但在第三圈层还说得起话。自然资源，有山有水；经济发展，工业基础较好，民营经济发达。所以我们提的口号，是“领跑三圈，融入二圈”这就需要加快发展，尤其要在推进城乡经济同发展、共繁荣上下工夫。再说，新津总人口近30万人，农业人口近22万，仍然是一个农业县“三农”仍然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这就要结合县情，找准结合点。新津的特色经济是什么？就是民营经济。新津的民营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工业经济为主体。工业要发展就必须集中“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是不行的。但是这很困难。全县12个镇乡的大部分企业都愿意在本土发展，要把它们全部搬迁到园区，相当于一场革命。

实际上，联合并没有错，土地集中使用也没有错。包括当年办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就其联合农民集中土地这两点而言，也没有错。那些做法，错就错在农民的联合并非全都出于自愿，更错在土地集中以后搞的还是传统农业，失去了集中和联合的意义。因此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土地集中后一定要搞现代农业和规模经营。

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生产方式改变以后，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分散经营变成了集中经营，分散居住也要变成集中居住。这就有了第二个“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这也不完全是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安居问题。因为土地集中整理以后，原来一家一户单独居住的农民还可以住到村子里来，如果原来就是相对集中住在村里的，就更不成问题。问题是，如果还照样住在村里，农民的生活很难实现现代化。尽管我们有“村村通路，村村通水，村村通电，村村通电话，村村通电视”之类的口号和做法，但实在地说，成本很高，很可能高得农民用不起电话，用不起电视，用不起自来水。比如一个自然村，几户农民孤家寡人住在深山老林，安一部电话得拉多长的线？这就很难一下把城市文明延伸到广大农村。

何况还有城市发展的问题。城市要发展，要建设，工业要向园区集中，都要搬迁。牛敏就说，过去我们的做法是农民失地以后就地拆迁、就地搬，我们政府不管的，结果就造成二次搬迁、三次搬迁、四次搬迁。今天这个来了搬一回，明天那个来了又搬一回，刚刚搬完又要你搬，农民怎么能没有怨言？

我说是呀，人家又不是吉普赛人！

牛敏说，所以我们痛下决心，农民向城镇集中，一次性彻底解决搬迁问题和农村现代化问题。一劳永逸！

我问，那你们怎么办？

宋朝华说，靠政策引导。我们有两个政策。第一个叫“三分政策”就是把落户乡镇和异地落户项目的引荐乡镇，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考核指标、招商引资任务数和项目税收三个方面，都按三七分成，调动了乡镇和部门招商引资的积极性。第二个叫“三不政策”就是对不按规划要求选址的项目，规划不审批，计委不立项，建委不报建，促进和保证了新引进工业项目全部落户园区。

我笑了。呵呵，软硬兼施。不过工业要向园区集中，必然涉及搬迁问题。一般说来，工业园区多半在城关。城关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对远郊贫困地区是比较好的。这些年，城关附近的农民依托城市，往往先富了起来。不少人盖了新房子，有的还盖得很好，哪里肯搬？搬迁原本就是大难题，城关农民的搬迁只怕更是难上加难。倘若农民不肯搬，又如之何呢？难道也搞“三分政策”和“三不政策”不成？

宋朝华也笑了。他说当然不行。工业向园区集中，采取一些引导性、限制性的措施是应该的，但农民向城镇集中必须自觉自愿，强制的做法不符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我说是啊，那就等于搞“集中营”了。

我没吭气，心想你们盘算得倒是不错，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总不成全由政府买单吧？如果让农民拿钱，光是基础设施，一个人平均也要付2000元，你那好房子他咋住得起呢？

牛敏却告诉我毋庸过虑。牛敏说，他们的办法是拿地换钱，把节约土地的钱补给农民去盖房子。比方说，原来安置1000户农民要500亩地，现在安置农民的蜀星花园由于修了5层楼，就只要100亩地了。这个土地节约的钱，一个人可以补7000元。农民一家四口，四七二万八，烂房子就可以变成好房子了。

这当然也是个办法。但这个办法是不是普遍可行，我还要走走看看。

四、软着陆

宋朝华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