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中国与红腰带
外婆是全家读陈冲来信最仔细的人。不仅读，并且总是咂摸外孙女每封信的情绪。陈冲极少在信中谈不愉快不顺心的事，但外婆能八九不离十地从信的字面语言听出字面下的真实心境。她的不顺利、她的艰苦，她的不屈不挠的上进心，她一如既往的好胜，外婆全都明白。外婆还把陈冲的一封封来信结集起来，不时拿出来重读。“总是在图书馆待到很晚，不知为什么不想回去。因为回去也不是自己的家。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我能把它叫做家的，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读到诸如此类的段落，外婆总要放下信笺，神伤许久。她太懂得自小看大的外孙女：一旦在国外遇到好事或坏事，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国家。“中国就不会有这种事！”她会说。“中国要有这东西该多好！中国人要都能吃上这个”她也会说。她甚至把自己的国家，自己同胞对自己的信赖和宠爱当成她感情的积蓄：没有亲情的冷土上，她靠这些积蓄来补足自己情感的需要。对于好莱坞的一次次出击，她是在一种有恃无恐的心情下：我有我自己的国家做我的大后方，我进可攻退可守。在美国的四年多，每当她受挫，她会想到那些曾给她写信谈心的观众们。然而她这几句拜年辞，无非存一点俏皮企图，却招至这么一场指摘。
外婆耐不下去了。她起身出门，找到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门上。老人希望杂志能刊载她的一篇文章。她不仅是为陈冲辩护，也为一些不健康的民族心理忧虑。作为一个中国普通公民，而不是一个有名的青年明星陈冲的长辈，老人希望能从自己的立场上讲几句话。
外婆以本名史伊凡署名的文章被刊出了，题为“陈冲的讲话”文章认为舆论对于陈冲这样一个二十四岁的女留学生是不公正的。“短短的几句话，体现了一个女孩子的纯情和幽默，可是有人却不公正地横加指责”老人还写到：“更令人不理解的是，直到最近，还有一位署名‘花甲老人’的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杂文说：‘大概这位电影明星已经忘记她是炎黄子孙了。就在当时，脑子里立刻显现出另外一个名字一个网球明星但愿这位电影明星不会变成这位网球明星！’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不由得毛骨悚然。对于这种拿一个人的几句话，指鹿为马、上线上纲的做法，我是打心底里反感的。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对一个人不能这样，一个人有缺点、错误，尽可以批评，但涉及到爱国不爱国的大问题，不能不慎重。”
从不同立场观点出发，以“陈冲的讲话”为中心的文章不止以上两篇。在那篇批评文章出现之后，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陈冲一辩”的文章——“陈冲有什么缺点错误，同样可以批评。文章特别点了陈冲的名，好像陈冲寥寥数语的即席讲话，是这台糟糕的晚会代表作。但是，文章对于陈冲的批评，难以令人信服。，陈冲即兴感言，谈牛年、算卦，红腰带云云，无非也是想活跃一下联欢晚会的气氛，增添一点风趣幽默。有什么出格、走火的！想不到由于她的难脱稚嫩，以致授人把柄。其实‘迷信味儿’是谈不上的，正像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漫不经心地脱口而说‘感谢上帝’、‘菩萨保佑’一样，并不使人感到这是在宣传‘迷信’。而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迷信味儿’还是轻的，可以‘撇开’不谈；更不能原谅的是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不叫‘中国’、‘现在中国’，那又叫什么呢？难不成开口非得‘我们中国’、‘我的祖国’才配做炎黄子孙？就是该文作者批评陈冲的这篇文章里，就有“‘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不是有一句话也‘竟叫我们中国’吗？如果按文章的逻辑，他‘自己又算什么’呢？”
这篇文章以理服人的文风，强悍的逻辑感与那篇“发难”文章形成对比，也形成公道、非片面的反驳姿态。这使陈冲的全家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抚。
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观众不是平日一般观众，还有平常没有工夫欣赏节目的人。有各行各业，有各种民族，有海外侨胞，甚至还有外国人。这次晚会不是给观众“团结、奋进、欢快”的感觉，而是令观众感到庸俗无聊。陈冲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平日可能要求自己又不严，说出那种话来，也就不奇怪了。
陈冲的几句家常话，怎么就使这篇文章的作者如此“难过”呢？似乎还有爱不爱国的涉嫌。看到这篇文章后，陈冲仔细回想自己在讲话时的情绪：她的确激动，并由激动带来少许的语无伦次。但她哪句话讲得如此不得当、如此欠正确，引出人如此之严重的感慨呢？她自信是没有任何出格。“现在中国”与“红腰带”没有任何伤人感情的地方。她本意只想在当下的同胞生活中显得入流些，凑趣些。人们的个人生活刚刚与政治生活有所脱离，人可以有人味了，人可以正视自己本性中的欲望，诸如“发财”了。不是好事吗？为什么陈冲非得例外，非得气宇轩昂地去唱“我爱你中国”的高调呢？
刚一不唱高调，就有人以高调来训斥你了。
陈冲感到委屈和不解。只因为她是陈冲，只因为她曾被人拥戴喜爱，只因为她曾经的天真无瑕、未谙世故给人留下的美好印象，只因为她不顾自己的美好印象断然出了国，只因为她在美国生活了四年多，就足以使人对她几句最普通不过的拜年辞如此分析，如此不依不饶吗？
她一腔回乡的感情似乎受了伤。的确受了伤。她这样轻易地就得罪了观众，（尽管不是多数）以后怎么去与他们相处，谈你在自己祖国发展事业呢？她几乎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几年的留洋生活改变了我？把我变成了一个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的怪物吗？我真的不伦不类到连几句家常话也说不好了吗？
然而，社会上的舆论仍很盲目。民间口舌一向人云亦云；爆冷门的消息和评论一向更具刺激性。批评陈冲的文章当然是爆了大冷门。说法很快便传得沸沸扬扬：“陈冲闯祸了！”“陈冲在春节晚会上放了厥词！”“陈冲在除夕对全国观众说：你们中国人”
对于有些走样到完全离谱的议论，谁也无力纠正。陈冲既无力，也无心。比起归国时嘻天哈地的她，陈冲似乎晓得了一点“世态受凉”
她感到自己离开美国时“回国去发展”的想法未免心血来潮，未免一厢情愿，未免情绪化，孩子气。她明白自己对祖国、故土的感情，这就够了，不必解释。喋喋不休地解释自己是愚蠢和造作的。“一个人问心无愧，就把误会交给时间吧。”她这样写道。
她决定启程，回到她洛杉矶暂时停泊和好莱坞外围的生活中去。朝彼岸飞去的飞机中，陈冲对自己说：没退路了，向前走吧。
同时，陈冲也意识到，四年多的时间使许多东西改变了，包括观众对她的要求和她对观众的要求。因此就有这个非沟通的交流，它必然导致误解。
家里人也能感到她的委屈。他们看到陈冲刚回国时的兴致、情绪的热烈。她那么欢天喜地地拥抱这个、拥抱那个；她和旧日上影厂培训班的伙伴们抱作一团，若可能，她似乎会拥抱整个家、故乡和故园。她没有吃上大年夜饭，独自颠沛北上，去为那个除夕晚会忙碌；她当夜赶回上海咽喉已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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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已脓肿得嗓音全无。怎么会想到，高高兴兴的几句话，招来这么劈头盖脸一通谴责。尤其文章中这几句话：“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句话莫名其妙的义愤之词，使陈冲和全家都意外和不知所措。
尤其是外婆。外婆甚至比陈冲本人对此事的反应更激烈，更觉得一腔冤枉。“什么意思？是隐射陈冲对中国不敬？对祖国不爱吗？又来这一套——扣大帽子！”她愤愤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