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作客新谈《第九个寡妇》

严歌苓：我是学了很多写作技巧，但技巧学到最后，用起来得心应手不会出现痕迹才是学到手了。

主持人：您写作的理由是为了快乐吗？

严歌苓：一个是快乐一个是赚钱。

严歌苓：对，她看世界多一点。

主持人：谈到王葡萄这个角色，这部小说开头的时候她面对日本人刺刀的威胁，完全处惊不乱，后来她能做出把公公藏在红薯窖里28年的事情，作为一个女孩都是非常有传奇色彩的，一般的女孩是胆小、怕事的，她特别勇敢，同时她离我们日常生活对女孩的判断比较远一点，您是如何把她的行为写得有合理性呢？

严歌苓：我觉得你说的是你周围的这些女性、邻居的女性做比较，我设想的女性，是文学的女性，文学毕竟是文学，是文学形象，她有高度的可能性，咱们今天并不是写纪实性文学。我对农村女性的观察，我对她们的熟悉程度，比如有一些四川到这里打工的女孩子，我在四川当兵在农村做计划生育宣传的时候，在农村拉练的时候接触的农村的女孩子，她们是无知无畏，她不懂外面的世界多么狰狞，这样可以推理出王葡萄存在的合理性。

主持人：她作出的选择不是因为想得多。您如何构筑这样的脉络让读者相信她存在的合理性。

严歌苓：这个就不由我评判了。

主持人：可能很多网友还不知道，这个故事震撼人的地方就是一个女孩王葡萄，小说的主人公王葡萄把公公藏在地窖里保护了30年是吗？

严歌苓：从土改镇压躲起来是50年代初，到出来是地主政策落实是78年底，一共是20多年。这个故事原始是70几年的时候，事发了，被发现了，这个地主出来以后就吓死了，自己连病带吓死在监狱里了，这种结局我不太喜欢，就改成了现在小说的结局。后来他们带我看了藏地主的红薯窖，当时连着两个月下大雨，红薯窖就塌了，窑洞也塌了，但是可以看出当时的样子。我回来就跟我大哥说，我说我去参观了，他说不对吧，这个故事发生在西华县黄泛区。

原来河南有两个这样的故事，类似的，一个是藏的不是公公，是一个姐姐藏的弟弟，另外一个是全家人藏的老父亲，当然跟我这个故事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基本上是相同的，后来就说生产队长知道，村里一些人知道，也帮着一起障眼法，这些基本上都是真实的。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是带有很强烈的戏剧性。

主持人：谈这部小说故事的时候，我想起花儿与少年，花儿与少年女主角的经历跟您接近，您是不是在各种各样的题材中都做一种尝试呢？

严歌苓：我觉得我写故事从来不是说尝试，没有什么很清楚的想法，就是我对这个故事兴趣浓烈，这两天有激情就把它展开了，写起来了。像第九个寡妇是我20多年来，一直是对这个故事常常会突然这两天故事就出现了。这样的故事不管从政治见解等各种各样的方面应该和我本人是一种投缘吧。

主持人：您刚才解释王葡萄的性格，您对她们的性格有什么样的感情呢？

严歌苓：我对她们非常的着迷，至少我这样的人不会像她们那样，我不会简简单单跳上一个车子就打工去了，也容易被拐卖，拐卖以后在险恶的情况下生存下去。这些都不是我性格里面有的，而她们常常是思考与行动一起发生，有可能是思考拉在行为后面，这样的女孩子，我对她们非常的着迷，这和她们的青春、单纯、鲁莽等所有的东西都有关系，比如我当时是一个年轻的小女兵，我们非常渴望到藏区和藏族人打交道，但我们一再的告诫说不可以，我们也鲁莽的去，这和年龄也有关系。

网友：严美女，很喜欢你的作品，与国内很多出名的作家相比，这些年你长期在海外，没有在国内得到应有的地位，你有这种感觉吗？

严歌苓：我离的很远，我很少去听我自己是在什么位置的人，我只管自己写自己的，写得快乐就可以了。

三、好作家一定不会滥抒情的

主持人：实际上难得的是这个故事在您心里酝酿了很多年？

严歌苓：对。

主持人：这部小说和以前的小说有非常大的相同点，它还是从女性视角切入的小说，这是不是您一贯的写作方法？为什么没有尝试男人的视角？

严歌苓：我还不敢用男人的视角去写，而且这部小说有男性视角写的女性，也有女性视角写的男性。这部小说和扶桑和雌性的草地的都是全方位的视角。但是我主要是从女性的视角去写。

主持人：对，读这篇小说大部分都是以王葡萄主要的视角写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