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想生的时候才生

依照所谓的“治疗性”堕胎，需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获得流产的“许可”。简单来说，女人需要努力证明自己配得上没有孩子的奖赏。相比从前，我们并没有在生孩子这件事上获得更多的决定权。

这场革命可了不得。除了帮助产妇减少疼痛这一最基础的优点之外，无痛分娩还使剖宫产比例下降，并有效地减少了生产所需的时间，从而降低了孕妇发生静脉血栓的风险。最重要的是，对女性而言，分娩不再意味着一场无法逃脱的酷刑，她可以充分地参与其中。在无痛分娩体系中，产妇不仅不再被医生视作没有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而且可以获得有关分娩的医学知识——这在之前是不会告知她们的。更重要的是，拉马兹认为父亲也应当参与分娩的准备，学习相关的课程，最后在产房帮助妻子生产。这种方法后来被证明能有效地促进夫妻平等。

底层的逻辑一成不变：强迫妇女生孩子是合法的。

1954年，“无人哭叫的产房”成了法国各大报刊的热门话题。被谈论的产房位于矢车菊综合医院。这家医院创办于1937年，是法国总工会在声势浩大的“人民阵线”运动中的成果之一，旨在让工人家庭享受最先进的医疗服务。从1953年起，该医院的主任费尔南德·拉马兹开始向法国推广一种由他改良过的无痛分娩技术。两年前在苏联，拉马兹本人第一次知道了无痛分娩。这种技术受到催眠理论和巴甫洛夫学说的启发，以产妇对自己身体和分娩过程的了解为基础，运用放松和呼吸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减少产妇的痛苦。拉马兹大为震动，很快雄心勃勃地开始普及无痛分娩技术。

修改法律，补充几个“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最终只会进一步强化这一原则。再宽松的法律，也依然在对我们使用身体的方式进行监管。我们想怎么使用自己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事，不应受到管制。男人与生俱来的权利——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身体的自由——女性也想要完整地获得。大发慈悲甩给我们的“边角料”，我们不要。我们反对现行的法律，同样反对《佩雷法案》<a id="filepos283698" href="#filepos288792">^{<small><a href="#filepos288792">[6]</a></small>}</a> 以及国家堕胎研究协会<a id="filepos283819" href="#filepos289119">^{<small><a href="#filepos289119">[7]</a></small>}</a> 的提案。任何要管制我们身体的法律——不论是什么形式——我们都不会买账。我们不要求有更好的法律，只要求完全废除它，除此无他。我们不是在要求施舍，而是在要求正义。仅在这一个国家，就有2 700万个女人顶着“女公民”的名号，却被当作牲口一样对待。

（1）可以生，但我想生的时候才生。没有任何道德压力、社会机制或经济需要可以迫使我这样做。这是我的政治权力。作为一个生产者，我有权通过控制我的生产向社会施加压力，以换取我想要的结果。换言之，这是“妈妈们的罢工”。

1971年4月5日， 《新观察家》周刊第334期发表《343宣言》

（2）可以生，但是得我想生，而且我需要确保，我的孩子降生的这个社会对我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换言之，这个社会不能让我变成这个小孩的奴隶，变成他的奶妈、他的女仆、他犯错时的替罪羊。

无痛分娩的巧妙策略自然引向了对节育自由的追求。1956年发起“幸福母亲”运动的几位医生，玛丽–安德烈·拉格鲁阿·魏尔–阿莱、皮埃尔·西蒙、让·达尔萨斯，一开始就是拉马兹的忠实支持者，这并非巧合。

（3）可以生，但是得我想生，而且我需要确保，我的孩子降生的这个社会对我和他而言都是可以接受的。我需要对这个孩子负责，我不能把他带到一个随时会爆发战争的社会，一个需要没日没夜工作才能糊口的社会。

我不愿在痛苦中分娩

不论你们以怎样的面目出现，不论你们是否承认自己的卑劣行径，不论你们如何自称——无论是天主教徒、宗教激进主义者、人口学家、医生、专家、律师、“相关负责人”，还是德勃雷<a id="filepos284554" href="#filepos289482">^{<small><a href="#filepos289482">[8]</a></small>}</a> 、佩雷、勒热纳、蓬皮杜、肖沙尔、教宗大人——法西斯分子们，听好了，我们已经揭下了你们伪善的面具。

革命尚未成功，面向医院的政策时刻有牺牲流产预算的风险，计划生育中心的补贴也时时面临削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的姐妹依然在为争取堕胎权而奋力斗争。

你们是人民的杀手。从你们口中听到“尊重生命”的说法，真叫人笑掉大牙。我们有2 700万人，我们将战斗到底，只为了我们应得的权利——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

斗争仍在继续。五年有效期之后，也就是1979年，上述法案最终表决通过。1982年的《鲁迪法案》，让流产费用进入社保（准确来说，是通过另一项预算修正案实现的）。1992年的《奈尔茨法案》使阻碍堕胎成为犯罪行为，反人工流产组织遭到处罚。2000年，《奥布里–吉古法案》将人工流产的窗口期延长至12周，同时解除了未成年人堕胎必须获得父母许可的限制，堕胎前的约谈也不再强制。2014年，《瓦洛–贝勒卡塞姆法案》最终实现了流产费用社保报销，删除了原法案中有关危急情况的限制，并创建了一个信息公开官网。

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一位前所未有的宝贵救兵出现。1956年1月8日，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在700余名妇科医生前明言道，无痛分娩“不存在道德问题”，给紧抱着《圣经》不放的保守派们来了个釜底抽薪。教皇说，《圣经》中所说的“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不是命令，而是对事实的描述。真是个重磅炸弹！1956年，共计9课时的分娩准备教育最终被宣布可由社保报销（1956年法案表决通过，1959年正式实施）。

拒绝被管制的虚假“自由”

1953年，法国共产党提交了一项法案，倡议将分娩准备教育纳入社保报销体系，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法国医师协会和右翼保守派立即表示抵制——他们才不在意产妇的痛苦，只是要打击一切与苏联和共产党相关的东西。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只有疼痛能让女人真正“实现自我”……多名医学专家在著作中表示，疼痛让女性“更有价值”，为她们带来了一种“道德美感”——在专业领域他们却守口如瓶。专注技术改良的拉马兹，反倒因所谓的“招摇撞骗”被告上法庭（好在最后他成功脱身）。最终，国民议会否决了这项提案。

关于堕胎的斗争，你来我往吵得异常激烈，最重要的利益相关人士——妇女——却只能在下面看着。法律是否应该放宽、什么情况下才允许堕胎的问题，其实我们并不关心。简而言之，一切“治疗性”堕胎的争议，都和我们没有关系。

无痛分娩掀起的革命背后，是一场大规模的集体运动。它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运动暂且不论，但组织者和参与者都是妇女，她们怀着简单的心愿：分享她们对于无痛分娩技术的热情，大声说出妇女有权拒绝分娩之苦。只要能掌控自己的身体，每个女性都有权采取行动避免这种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