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献给那些比无名战士更无名的人

我的战争已经结束，

却从未有人造访。

“他死后能上天堂，却无人为我立碑/我不过是无名战士的妻子。”“一战”之后，法国的每个市镇都立起了官方的战争纪念碑以纪念死者。然而在这些纪念碑上，能找到的女性形象只有具象化的祖国母亲、胜利女神，或者象征法兰西的玛丽安娜。唯一一座向法国妇女“真人”致敬的纪念碑位于克勒兹省的拉福雷迪唐普勒，刻着这样的铭文：“埃玛·比雅代，因悲伤过度而死。”这几个字也不是轻易就能有的。比雅代夫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三个儿子，更重要的是，比雅代先生是一个在巴黎发了财的克勒兹人，是他向市政府提议要出资修建纪念碑的，条件就是要刻上他妻子的名字。这样的提议让人没法拒绝，市议会很快就通过了。

然而我也会死去，

另外，战争导致的高死亡率使得战后的人口焦虑尤为严重。增加人口成了国家的当务之急。来吧，姑娘们，让我们加把劲儿努力造人！1921—1924年，避孕、堕胎一律禁止，倡导限制人口增长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宣传也消失得干干净净。反堕胎运动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之后。

或许死得突如其来。

他死后能上天堂，却无人为我立碑。

当时，西屋公司的老板委托J.霍华德·米勒设计一张海报供公司内部使用。“我们能做到！”的标语原本是资方和政府的号令，没有丝毫女权主义色彩。因为工资标准非常低，女工也都是大规模招募来的，工作条件相当糟糕，领导层担心罢工会威胁到公司。由米勒设计的同系列其他海报也是这种风格，充分体现出西屋公司老板的家长式做派。至于海报上女工的原型，则来自米勒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张照片，拍的是加利福尼亚某航空基地的娜奥米·帕克·弗雷利。弗雷利本人对海报绘制一事一无所知。

我不过是无名战士的妻子。

你肯定见过她，这位铆工罗茜。本书的封面设计师弗雷德·索查德就是在向她致敬。她戴着红底白波点的头巾，穿着蓝色工装，撸起袖子展示她饱满的肱二头肌，拳头紧握（我一度以为她是在做一个很淫秽的手势<a id="filepos188301" href="#filepos197306">^{<small><a href="#filepos197306">[5]</a></small>}</a> ），下面有几个大字：“我们能做到！”“铆工罗茜”的形象已经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象征，被无数次重复、模仿和改造。在2019—2020年的抗议养老金改革运动中，许许多多的“罗茜”结队游行，抗议新法案对妇女权益的侵害。谁能想到，如今这么有影响力的罗茜，最早是1942年美国西屋电器公司一张海报上的人物呢？

每年都有人来纪念，

1918年11月，时任军备部长卢舍尔向军工厂女工开出条件，以一个月的工资换她们立刻主动离职。工会是没法指望的——1918年，法国总工会在大会上重申妇女应当“回归家庭，那是她们应该待的地方”，原话是“这符合妇女解放的理念”。到了1945年6月，情况没有丝毫改善。英国杂志《大西洋月刊》大标题高呼：“让我们摆脱女人吧！”

死亡或许会突然造访，

男性军人的复员也意味着女人的“复员”——回归家庭。对女性劳动者的遣散迅速而残酷，不过妇女对此不是没有心理准备。早在战争还没结束时，工会就已经对女性参加工作表达过忧虑。“无论战争结果如何，妇女对工人阶级的就业都已经构成严重的威胁。从前线归来的男人们将不得不面临与女工的新一轮战斗。到那时，她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工作技能，在薪酬方面也有竞争优势。”1916年12月，时任法国总工会冶金部秘书的阿方斯·梅里海姆如是说。

就在果酱罐子中间。

——保罗·艾吕雅（1895—1952），法国诗人

铆工罗茜

纪念他的回忆。

直到1955年，皮埃尔丰镇才立了第一座致敬护士的纪念碑。2000年，凡尔登市建了一座献给妇女的纪念碑。2018年，图尔市死者纪念碑的名单补上了护士玛塞勒·卢瓦的名字。

而我独自一人，

然而，纪念碑上“埃玛·比雅代”几个字惹怒了一个叫费利克斯·迪布勒伊的人。他是克勒兹省退伍军人协会的主席。迪布勒伊给市长写信，很严厉地说：“本该献给那些为了法兰西（这三个字下面画了三条着重线）死去的孩子的纪念碑上，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名字。这在退伍老兵中间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接下来的话稍微客气一些，但依旧不容置疑：“尽管这位可敬的女士身上可能有着诸多优秀的品质，我依然不认为她配得上这样光荣的称号。”市长没有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