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性别、种族、斗争、殖民

我向你致意，不论你人在何方，

——吉塞勒·哈利米，法国律师

哪怕是在监狱，哪怕身受酷刑，不论你人在何方。

在某种程度上，我所捍卫的一切事业在贾米拉·布帕夏身上都有所体现：女性身体完整不容侵犯、女性地位、女性独立、女性自主、女性的政治介入以及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我向你致意，噢，贾米拉，

“孤独”的母亲是当时盛行的“交尾”的众多受害者之一。所谓“交尾”，指的是贩奴船船长在抵达目的地之前把女奴送给醉酒的水手，以此牟利。作为一个混血儿，尽管“孤独”的父亲并不是奴隶，她还是逃脱不了被奴役的命运——这是因为《黑人法典》如此规定，在此之前，“孤独”这样的小孩并不是生下来就算奴隶的。长大后，“孤独”和当时的许多妇女一样加入了一个“栗子帮”，这类团体的领导者通常也是男性。事实上，绝大多数女性奴隶会被分在家里工作，相比被派去种田的男性奴隶，她们更难逃跑。不过我们依然可以举出几个由妇女领导的“栗子帮”。英属牙买加就有一个，首领叫南妮，传说能空手夺子弹。在1802年前后各地反对拿破仑重建奴隶制的大小起义中，妇女扮演了相当活跃的角色，她们当时有“不愿下跪的女人”“勇敢的女人”之称，“孤独”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除了她以外，还有法国海外省留尼汪的埃瓦，法属圭亚那的克莱尔，法属圣多明各（今海地）的萨尼特·贝莱尔、德菲蕾和“快乐的”玛丽–克莱尔。在历史的叙述中，她们常常被男同胞遮蔽，但人们正在一点点回忆起她们的贡献。

“孤独”的一生，是奴隶制戕害女性的一个血淋淋的例子。有观点认为，奴隶制下的男女承担一样的劳作，经受同样的暴力，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实现了两性平等。然而最近的研究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奴隶制的历史也是一个性别化的故事。

最后，“孤独”的人生也象征着“被奴役的生育”。对种植园主来说，与从奴隶贩子那里重金购买成人奴隶相比，显然是自己养小孩当奴隶更划算，因此女奴成了他们强迫生育的对象。若是试图堕胎，还会遭受更为残酷的惩罚。

“孤独”于1772年左右出生在瓜德罗普岛。她的母亲巴扬古梅在被押送到西印度群岛途中被一名白人水手强奸，生下了她，给她取名叫罗莎莉。小女孩一生下来就成了奴隶，被分去给一个奴隶主当家奴。在出生后20多年的时间里，她没有人身自由，经常挨打受骂，忍受着非人的压迫和性暴力。1793年，出现了一丝转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特派专员来到瓜德罗普，废除了当地的奴隶制，次年2月4日的一项法令又确认了奴隶制的结束。可是由于不存在任何援助或补偿政策，解放了的奴隶依然处境艰难。更糟糕的是，被废除的奴隶制改头换面，以强制劳动的形式卷土重来。在这样的背景下，罗莎莉加入了“栗子帮”（在废奴之前就逃出种植园的奴隶被称为“栗子”），在当地称作“莫尔纳”的丘陵生活了一段时间。好景不长，1802年，拿破仑·波拿巴重新建立了奴隶制。在马提尼克废奴主义者路易·德尔格雷斯的号召下，从前的奴隶们联合起来揭竿而起，“向整个宇宙发出纯真和绝望的最后一呼”（1802年5月10日）。罗莎莉就此改名“孤独”，抄起家伙加入了造反的行列——她当时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战斗异常惨烈，血流成河，“孤独”被敌军俘虏，成了少数幸存者之一。由于怀着孕，她没有被立即处决。1802年11月28日，她生下了一个男婴，这孩子和他的母亲一样，生下来就成了奴隶。第二天，“孤独”被处以绞刑。据说当时围观者众，一片寂静。

因此，“孤独”雕像那骄傲的大肚子，也是一种提醒：在男性压迫、种族主义偏见以及殖民统治进程中，女人的子宫始终处于核心地位，短期内也不会有改观。君不见，“孤独”牺牲170多年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强制堕胎让“女人的肚子”（弗朗索瓦丝·韦尔热斯）再次成为殖民主义关注的核心（详见第九章）。

还有一些妇女加入了抗击殖民者的战斗。在法属阿尔及利亚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内部，负责恐怖袭击的女兵被称作“菲达耶特”。贾米拉·布希雷德就是一名著名的菲达耶特。她隶属于民族解放阵线的“炸弹网络”，曾亲历阿尔及尔战役。1957年4月，她受伤被俘，遭到酷刑折磨，并于1957年7月15日被判处死刑。听到自己的判决时，她高声大笑，把负责宣读判决书的法官气到说不出话，急道：“严肃一点，小姐！”贾米拉·布希雷德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她对殖民司法系统的蔑视。她最终于1962年被赦免。由她招募的另一名女兵，贾米拉·布帕夏，同样被逮捕，遭受酷刑，还在狱中被强奸，遭受无耻的性暴力。为她辩护的是女律师吉塞勒·哈利米（我们还会在后面争取堕胎权和强奸定罪的章节看到她）。哈利米与西蒙娜·德·波伏瓦联手，将辩护词写成了一本书，并找来热尔梅娜·蒂利翁（曾因参加抵抗运动被关进集中营的民族学家，法属阿尔及利亚问题专家），共同成立了一个支持委员会。和布希雷德一样，布帕夏被判处死刑并在战争结束后获得赦免。然而，大赦也导致诉讼失效，那些侵害布帕夏的罪犯永远不会受到审判。

让身在农场的我，为你唱支歌吧。

此外，也不能忘记成千上万在游击战和武装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无名女性，即便分给她们的依旧是那些老任务：供应物资，照料伤员，传递情报，宣传教育……法国军人对待妇女态度的演变，间接反映出他们对其重要性的认知。观察各部队的行军日志可以清楚地发现，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冲突的最初几年，妇女伤亡只发生在误伤的情况下。从1959—1960年起，杀害妇女成了无可辩驳的战争行动。

在我的房子后面，杏树正在开花，

在法国海外省瓜德罗普的莱萨比姆十字架环岛中心，骄傲地矗立着一个女人的雕像，她该是快生了，挺着圆滚滚的肚子，双手叉腰，目光坚定。这个女人名叫“孤独”，是一个所谓的“黑白混血儿”。

贾米拉·布希雷德

“孤独”，一个不愿下跪的女人

贾米拉，我的朋友贾米拉，

布希雷德和布帕夏的经历清楚地展示出民族解放阵线女兵所遭受的性别压迫，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战争期间大规模的强奸。正如拉斐尔·布朗什所写的：“这个被推搡、被殴打、被强奸的女人是一条通道，借由她，军人们抵达她的家庭、她的村庄，一步步向外，最终抵达她的民族，抵达法属阿尔及利亚人民。”借用格尔达·勒纳在《父权制的形成》一书中打的比方，战争中的强奸，是一种“对男人的象征性阉割”。这也解释了为何法军和民族解放阵线都对此类强奸犯罪视而不见，让犯罪者始终逍遥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