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性别、种族、斗争、殖民

在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以及去殖民进程中，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常领导着反对殖民化，以及抗击殖民与本土双重父权制的斗争。她们的组织通常也是非混合的，不接受男性成员。英国的殖民地率先出现了这样的妇女反抗组织，其中英属印度尤为典型。英属印度妇女协会创办于1917年，与国大党关系密切，其特别之处在于不偏重英属印度妇女和英国妇女中的任何一方，兼顾双方的女权诉求。妇女选举权是她们争取的重点（英属印度在“一战”后承认了妇女选举的权利，但审查标准极严）。另一个典型是法属突尼斯，自20世纪30年代起，该国出现了大量的女权主义运动，法属突尼斯妇女与当地的欧洲妇女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妇女权利（其中占首要地位的依然是选举权）发声。法属突尼斯穆斯林妇女联盟也是当地的重要妇女组织之一，它的民族主义色彩更加明显，与支持独立的新宪政党关系密切。

阿尔及利亚，成排橄榄树之间，

反对殖民，支持女权

一片寂静中，造反者揭竿而起。

继续往下深挖，关于这场“揭巾”仪式还有很多可以说的。揭下“哈伊克”——法属阿尔及利亚女性佩戴的传统头巾——是殖民主义长久以来的执念，其中混杂了色情幻想、掌控女性身体的欲念以及殖民统治的想象。小小一块头巾，扰乱的是西方正统的视觉秩序。特别是战争之后，佩戴“哈伊克”的宗教意义并不浓厚，更多在于守护传统。殖民时期，这一行为象征的含义进一步加强，有了许多新的用途。在战后尤为明显。对于许多妇女来说，佩戴头巾是她们确认身份、拒绝强制同化的手段。战争期间，头巾更是成了“菲达耶特”得心应手的工具：想要潜入欧洲城市而不引起法国当局的怀疑，就摘下头巾；想要混进卡斯巴，就再把头巾戴上；更不用说利用头巾夹带武器和炸弹。“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进程中，头巾具有的无限可能性非常具体。”弗朗兹·法农曾这样写道，“新攻势遇上了旧防守。法属阿尔及利亚妇女已经很久不用头巾，这回却自发地重新戴上了‘哈伊克’，而且并没有谁命令她们。这足以说明，法属阿尔及利亚妇女的解放，并不是法国和戴高乐将军邀请来的。”（弗朗兹·法农，“法属阿尔及利亚揭下了头巾”，《法属阿尔及利亚革命第五年》，法国马斯佩罗出版社，1959年）

事实上，无论在哪个国家，每一个以男性视角讲述的独立运动故事里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杰出女性和她们的积极贡献。法属马里有助产士奥瓦·凯塔。法属几内亚有女教师让娜·马丁·西塞。法属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有塞莱斯蒂纳·韦津·库利巴利——她在1949年组织几千名妇女游行示威，要求释放被监禁的民族主义者。在法属马达加斯加，妇女同样大放异彩。与法属马达加斯加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吉塞勒·拉贝萨哈拉是一名女律师，她为那些被指控参与1947年起义的人辩护，得名“马达加斯加的红处女”。另一位法属马达加斯加共产党员泽勒·罗索阿诺罗于1956年当选市议员，绰号Mitomban-dahy（“女汉子”）。这些女性支持去殖民化，同时捍卫女性解放，并且认为二者必须同时推进。1962年在坦桑尼亚城市达累斯萨拉姆成立的“全非妇女会议”（今名“泛非妇女组织”），后成为非洲妇女构建自身的重要框架。非洲各国摆脱殖民统治后，在秘书长让娜·马丁·西塞的领导下，“全非妇女会议”成为非洲妇女建设女权主义的重要组织，致力于批判西方女权主义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呼吁女权主义内部去殖民化。

月亮泛着青色，海岸上沙浪哗啦啦。

在法属阿尔及利亚两大民族主义政党法属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和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中，女性成员屈指可数，但相当引人注目。后者的早期成员，助产士马米亚·申图夫后来创立了法属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妇女协会；这个协会不接受欧洲女性加入。创立于1943年，与法属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关系密切的法属阿尔及利亚妇女联盟则接纳欧洲女性加入。在法属摩洛哥，玛莉卡·埃尔·法西在20世纪30年代因为抗议大学不接受女学生而出名，她也是1944年在法属摩洛哥独立宣言上签名的唯一一位女性。与此同时，妇女也常常会在民族主义政党内部碰壁，遭遇父权制传统的阻碍：在一部分人看来，妇女解放是洋人的玩意儿，与民族特性相违背。

大海在向你致敬，贾米拉啊！

——吉塞勒·拉贝萨哈拉（1929—2011），马达加斯加政治家

梦想正义，梦想和平与橄榄，

——巴黎标语，2019年11月10日

还有怀旧的心绪

你如此美丽，阿尔及利亚的玫瑰，

我过去的观点非常具有革命性，我之前比男人还男人。我之前认为社会的发展足够改变女性的处境。

你的故事，孩子们总也听不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殖民地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妇女组织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参与示威、组织罢工起步，她们策划起义，传递信息，藏匿士兵，从事间谍活动等，甚至拿起武器。妇女民族主义协会往往无法完全脱离其背后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政党，但她们有自己的一套叙事话语，在谴责殖民主义的统治之外，也会谴责男性的压迫。

太阳的脸，都映照着你的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