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性别、种族、斗争、殖民
此外，女性地位低常常被拿来当作谴责殖民地社会落后的论据。印度的寡妇火葬、童婚、包办婚姻以及叔接嫂制（指寡妇与死者兄弟的强制婚姻）就这样成了“小辫子”，被英国人揪住痛批——这些习俗的确存在，但不是存在于每一个阶级、每一个地方。法国人则抓住了一夫多妻制作为重点攻击对象。结果，女性解放成了一种手段，成了殖民的借口，但千万不要被蒙蔽：殖民者最终的目的还是标榜自己的道德优越性。抓着《法国民法典》不放手，拒绝承认妇女选举权的法国男人，谴责亚非国家妇女地位低下时脸都不红一下。你可能以为，他们这样强调妇女解放的意义，一定会积极为女童开办学校吧？并没有。在为数不多的殖民者有意推广教育的地区，男性的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女性。在越南，30%的男孩上过学，而女孩只有3%。而等到法国本土的妇女终于获得选举权时，殖民地的女性却被排除在这项权利之外，理由之一：她们不识字。
你小小的身体，搅动起一股飓风，
另一种刻板印象则将殖民地妇女描述为传统的守护者，始作俑者依然是殖民者（常常是医生、官员、士兵，乃至人种学家）。在这样的叙事中，妇女们要守护的传统正是殖民者要嘲弄和“教化”的。于是乎，殖民化摇身一变，转而去驯化妇女，将其视为教化的对象，仿佛她们比男性更“不文明”，不论是维持清洁、照顾孩子，还是操持家务，都需要有人教着从头学起。
你小小的身体，难掩英雄的气概。
此类刻板印象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2017年，爱德华·德吕克导演的电影《高更：爱在他乡》上映，引发丑闻。在这部讲述画家高更1891年初访波利尼西亚的电影中，导演有意隐去了高更在塔希提的妻子只有13岁的事实，对高更其他的恋童关系更是讳莫如深。光看这部电影，观众根本不会意识到画家的行为举止是彻头彻尾的殖民者做派，就连他的性幻想都非常具有殖民主义色彩。2018年出版的《性别、种族与殖民地》面临着类似的争议。五位合著者——帕斯卡尔·布朗夏尔、尼古拉·邦塞尔、吉勒·伯奇、克里斯泰勒·塔罗和多米尼克·托马——在书中分析了少数族裔和殖民地女性所遭受的性暴力，谴责殖民者的色情凝视，以及他们对数百名殖民地妇女的“性客体化”和侮辱性展示，但这本书揭露罪恶的方式无异于与殖民者共谋：在圣诞树下收到一本装帧精美的书，打开却看到自己外婆的裸照，这谁乐意呀？
种族主义连遮羞布都没有。
牵念着生之甜蜜，
稍等片刻，让我们深挖一下……实际上，这是位于阿尔及尔的陆军第五办事处精心编排的一出大戏。这个陆军第五办事处又称“心理战办事处”，换言之，就是陆军的宣传部。军事档案中留存的电报表明，仪式当天广场上的绝大多数法属阿尔及利亚妇女来自阿尔及尔周边的棚户区，生活贫苦，是被陆军威逼利诱招来配合演戏的。1958年5月，法属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已僵持至第四年。1957年，阿尔及尔战役中法军对战俘实施酷刑的场景还历历在目。5月13日，阿尔及尔的部分法国殖民者联合军方起义，要求拥立当时在野的戴高乐出任共和国总理。事实上，戴高乐早已计划好要在15日复出，但13日的小团体叛乱显得过于赤裸，如果不能一举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画上句号，这种武力政变就有被告上军事法庭的风险。戴高乐需要一些民意方面的表示，好为自己提供合法性——于是第五办事处出场，对战双方把手言欢、团结共进的戏码轮番上演，而大会广场妇女们揭掉头巾的一幕就是其中的重头戏。档案中一封5月20日的电报显示，该办事处还要求阿尔及尔、奥兰、君士坦丁三地的军团原样照搬，各自再搞一次“揭巾”仪式（档案编号：SHAT 1H 2461/1）。
还有一个小角落，留给儿童和阳光。
1958年5月18日，阿尔及尔大会广场。人潮涌动，法属阿尔及利亚女人挨着欧洲女人，周围一圈摄影师。接下来，在场的女人纷纷揭掉了自己的传统头巾，法属阿尔及利亚妇女（殖民主义话语中的“穆斯林女性”）和欧洲妇女无一例外。萨兰和马叙（分别是陆军将领和伞兵将领的妻子）也在现场见证了这一时刻。有人上前点燃了头巾，火光中，女人们高呼：“法属阿尔及利亚万岁！”几天之后，各大媒体都刊载了现场的照片，配文中不约而同地提到“法属阿尔及利亚妇女的解放”，强调“对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支持”。
每一个遥远的城市，
大量的小说、照片、图画以及明信片，不懈地编织着陈词滥调的“异域风情”，也让这一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浓厚的刻板印象不断固化。别忘了，1946年的《玛尔特–里夏尔法案》取缔了法国本土的妓院，却不适用于海外殖民地。这也是为什么1949年联合国就拟定的《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之公约》，法国直到1960年才加入（详见第三章）。在广大的殖民地，妓院继续苟延残喘……
每一个友好的村庄，
——巴黎标语，2020年5月7日
阿尔及利亚，这里大地不再平静，
揭下这层我们看不见的“哈伊克”
新的一天何时到来，征兆何处寻？
最后，必须说明的一点是，绝大多数法国女权主义者几乎从来没有质疑过殖民化的合法性，甚至接受了殖民主义叙事中的“文明”话语。于贝蒂娜·奥克莱尔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待了4年，回国后强烈谴责当地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但她呼吁要同化那里的妇女，本质依旧是“另一种形式”的殖民。用该领域专家帕斯卡莱·巴泰勒米的话来说，奥克莱尔“作为白人女性”，就此“承担起解放她的法属阿尔及利亚姐妹的‘重负’”。然而整个20世纪30年代，情况并没有多少改观。1931年殖民博览会上举办的女权主义大会，唯一的目的只是展现殖民地妇女“辉煌而丰富”的工作成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地反殖民的斗争逐步开启，才出现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吉塞勒·哈利米和安德烈·米歇尔等少数几位敢于发出不和谐音的女权主义者。殖民地妇女的女权主义是在远离法国本土女权主义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总的来说，后者对于她们的要求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贾米拉，我的朋友贾米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