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女同胞们，该醒醒了！

奥兰普·德古热在1793年死于断头台。很多人以为她是因为女权主义立场而牺牲的，事实并不是这样，实际原因是她所支持的吉伦特派在那一年倒台。

法国大革命的确意义非凡：第一次，有人对性别关系提出疑问；第一次，有人公开讨论妇女的地位。尽管这一切都随着女性被架空而结束，但我们不应忘记，这些问题一度被提上议程。光是这一点，已经相当不可思议了！大革命见证了妇女先辈们非凡的勇略，也是她们未竟的事业。

德古热没有死于女权主义，但她因为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受到的诽谤中伤可一点儿也没少。在她被斩首示众的次日，一份山岳派的革命传单这样写道：“奥兰普·德古热生来就想象力过度丰富，以至于把自己的神志不清误认为是大自然的启示，妄想像男人那样登上政坛治理国家。她与叛国者共同谋划，企图分裂法国。她忘却了与自己的性别相称的美德，犯下滔天大罪。如今看来，这个阴谋家已经得到了法律的惩罚。”

可女性越是抗议，父权制下的男性特权就将壁垒砌得越高，斟酌词句，炮制反对女权主义的论调。这一可悲的“遗产”，几个世纪之后仍在流传。

打毛线的女公民

——共和与革命妇女公民协会对雅各宾派的宣言，1793年5月27日

是时候了。别再把我们看作卑屈的妻子、家养的宠物。

在《女权宣言》中，奥兰普·德古热旗帜鲜明地驳斥了一切将女性甩给自然，把文明留给男性的言论。依照这样的观点，男人创造，女人生育，而男女之间一切的不平等都可以归于女人天生的“柔弱”——多愁善感。她的反驳不乏幽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同样提到所谓的“天然”，却用来论证女性的优越：“母亲要经历的痛苦和折磨，充分体现出女性才是更美丽、更勇敢的性别。”相当巧妙的反击！本质主义者们大谈特谈“力之性”与“美之性”的对立，其实还是在夸女性美丽的幌子下强调她们柔弱，好名正言顺地排挤她们。德古热却将“更美丽”视为一种优越性。至于本质主义者喜欢用来说明女人多愁善感之起因的母性，到了德古热这里，却成了女性“更勇敢”的明证，毕竟成为母亲，意味着不得不忍受分娩的痛楚。不过话说回来，德古热的说法还是将女性引回了母性，而孔多塞对此有着不同的论证思路：“为什么仅仅因为女人会怀孕，会短暂地行动不便，就不让她们行使权利？有些人每年冬天都会犯痛风，也容易感冒，为什么他们的权利没受什么影响？”（《论准许女性公民权利》，1790年7月3日）

从那时起，奥兰普·德古热就成了公认的偶像。事实上，法国大革命期间绝大多数女革命者来自平民阶层，属于无套裤党<a id="filepos63626" href="#filepos76586">^{<small><a href="#filepos76586">[9]</a></small>}</a> ，亲近山岳派，甚至是埃贝尔派，总体立场偏社会民主，而奥兰普比较温和，是个亲近自由主义的吉伦特派。相比于其他的激进派，奥兰普的形象更容易被人接纳。在当下右翼对社会民主革命的抨击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找出几个自由派的女英雄作为偶像，是不错的一着棋……

奥兰普·德古热最想争取的是政治上的两性平等，特别是选举权，尽管她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选举权”这个词。不过，当她写下“国家是男人和女人的联合”这样的句子，当她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同样是国家的主人，就等于是在说妇女应当享有政治权利，参与投票选举。当她在文章中设想每一位公民，不论男女，都应当亲自或者通过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她其实是在为女性主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最后别忘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奥兰普·德古热是支持纳税投票制的。她在文章里没有明说，但当她主张政治权利时，她所指的都是有条件的女性，而不是广泛的女性同胞（当然，男性也一样）！

面对这步步紧逼，妇女们当然做过抗争。今天看来，她们似乎最应该集中争取选举权，多做些1791年奥兰普·德古热《女权宣言》之类的努力。然而，仔细看看当年的请愿书和小册子，我们会发现，法国大革命中妇女的头号抗议对象居然是针对女性携带武器的禁令，申请持枪（以守护法国大革命）的请愿比要求选举权的要多得多。要理解这种现象，我们需要明白，武装卫国远不只是爱国举动，更是对公民权的深刻诉求，对与男人平起平坐的深刻诉求。那时，与投票选举相比，携带和使用武器是一种更加强烈的公民身份体认，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战火越发凸显了自卫的必要性之后。

带上你的棒针，带上你的毛线。走到国民公会所在地——杜伊勒里宫。国民议会正在辩论，一起去旁听吧，因为妇女没有资格发言。等等，再等等。打打毛衣，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等啊等，会议开始了。侧耳倾听。积极回应。这个人该“嘘”！那个人说得不错！基本生活物资设定最高价格，我们支持！囤积面包的人就该严惩。花一天时间，和其他姐妹一起，在旁听席认真听、认真参与、认真讨论。离开之前写一份会议报告，投给巴黎每一个区的公民议会。在有限的权利范围内，作为一个女公民，充分参与政治生活。最后，被轻飘飘地叫作“打毛线的”，在公共场域内的深度参与，仿佛就这样被简化为一种女性气质突出的活动。“打毛线的”——这个蔑称所遮蔽的，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妇女们彰显出的公民意识。

1793年妇女深度参与埃贝尔派<a id="filepos58759" href="#filepos75068">[4]</a> 之后，对女性的排挤变本加厉。为了粉碎忿激派<a id="filepos58859" href="#filepos75331">^{<small><a href="#filepos75331">[5]</a></small>}</a> 对更加激进的社会政策的呼吁，当时由山岳派<a id="filepos59010" href="#filepos75573">^{<small><a href="#filepos75573">[6]</a></small>}</a> 主导的国民公会向女性埃贝尔派党人开火，1793年10月剥夺了一项本已承认给女性的权利——结社权。一夕之间，法国女人，不管是不是埃贝尔派的，都不能自由结社了。督政府<a id="filepos59332" href="#filepos75851">^{<small><a href="#filepos75851">[7]</a></small>}</a> 时期，起因同样是政治斗争（这回打击的对象是山岳派），在共和三年的芽月和牧月，即1795年4月和5月的几场（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动乱之后，女性又失去了旁听国民议会的权利，在街上超过五人的集会也不再被准许。那段时间，报纸上的厌女言论泛滥成灾。想要从政的女人被描绘成歇斯底里的嗜血悍妇、被女性特有的愤怒所吞噬的残暴女妖，是糟糕的母亲、不合格的妻子、道德败坏的坏女人。

在罗伯斯比尔倒台之后也不放弃，让国民议会的旁听席变成民众抵抗的大本营。支持最后的山岳派，捍卫社会民主。1795年5月，“牧月法令”颁布，剥夺了妇女参加会议的权利。被驱逐，被鞭笞，然而你们还是要来……最后，反革命分子把你们与断头台相连。夏多布里昂先生（真是谢谢您了<a id="filepos70930" href="#filepos76957">^{<small><a href="#filepos76957">[10]</a></small>}</a> ）在《墓畔回忆录》里这样描写“编织者”：“我所认识的，唯有理性女神。她的分娩因通奸而加速，在死亡之舞中发生。恶魔之舞的叠句，自她肮脏爬虫的公共侧翼落下，又与环绕脚手架的编织者一起摇摆，伴随着金戈之声起起落落。”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法国哲学家

奥兰普·德古热本名玛丽·古兹，出身于法国外省的一个平民家庭。因丧夫（丧夫可是解放了那个时代的不少妇女）来到巴黎后，她开始尝试写作和演戏，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很快在一个不错的布尔乔亚圈子里站稳脚跟，她坦诚豁达的立场也获得赏识。法国大革命初期，她和偏自由主义的开明保王党走得很近，以女性权益的维护者自居。在政体方面，她支持自由主义的纳税投票君主制<a id="filepos62665" href="#filepos76137">^{<small><a href="#filepos76137">[8]</a></small>}</a> ，同时倡议废除奴隶制，为有色人种争取权益。《女权宣言》发表于1791年9月，题献给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德古热常常拜访的那些自由派朋友中间，这篇文章小有名气，但出了那个圈子就无人知晓了。原文最初似乎只印了区区五份，很快被人遗忘。到了19世纪40年代初，宣言中的几个片段被人翻出来登在了报纸上，并被1848年的一份完全由女性运营的报纸《妇女之声》引用。一直到1986年（没想到吧！），伯努瓦特·格鲁才将全文重新发表，从此确立了它作为法国女性主义标志性奠基文本的地位。

然而，《女权宣言》在持有武器这一点上出乎意料地保持了沉默。奥兰普·德古热并没有要求加入公共武装力量的权利，而这是1789年《人权宣言》（全称《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第12条明确规定的。抛开这一点不提，《女权宣言》可以说是完成了对《人权宣言》的隐秘重写。《女权宣言》的结尾落在谴责男性的压迫和婚姻的暴政：“男人，［……］谁给了你主权帝国来压迫我的性别？”在彻底改造过的第11条中，奥兰普·德古热为未成年母亲呼吁，要求承认非婚生子女，但没有提到离婚问题。

作为女权主义的先驱，奥兰普·德古热的《女权宣言》是最知名，也最常被提及和引用的文本之一。然而，这篇宣言最初发表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而且相比于当年的其他大多数女性革命者，奥兰普·德古热本人实际上相当特别。

意义最为深远的一点在于，奥兰普·德古热号召妇女积极投身于反对男性暴政的斗争：“女同胞们，该醒醒了！理性的警钟已响彻整个宇宙，认识你的权利！”正是这一点，使得《女权宣言》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文本，得以在20世纪被重新发掘并重视，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文本。奥兰普·德古热采取的立场终究是相当罕见的：在某种程度上，她号召的其实是将革命斗争转移到保护妇女反对男人的斗争上来。她鼓励妇女成为公民，成为主权者，这也正是她本人身体力行的——作为主权人民，写下自己的权利宣言。

女权与女公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