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们要闹事，不要管家！
——巴黎共和国广场的涂鸦，2020年3月7日
因此，19世纪的女性为女童争取受教育权时，争取的是一种解放的手段，正如她们一并要求为工人阶级提供教育一样。
作家乔治·桑，本名奥罗尔·杜班。她的政治立场较为温和，文学成就极高，却因其女权主义立场而被不公正地忽视。她更为知名的是挑战性别秩序的方式：给自己一个听上去像男性的假名，像男人一样穿长裤，并拥有众多情人。
1850年，《法鲁法案》颁布，规定人口超过800人的市镇必须开设女子学校。1867年，《杜吕法案》进一步将开办学校的人口门槛降低到500人。法制更新起到的效果立竿见影。1875年，有230万名女童入学，仅比男童入学的人数（240万）略低一些。不过，男孩和女孩在学校里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男生学的是度量衡，女生学的则是针线活儿。
克莱尔·巴扎尔、克莱尔·德玛尔（Claire Démar，她的姓氏也可能写作d’Eymard或Desmard，能确定的唯有她自称“街垒之女”）、路易丝·克鲁扎、欧仁妮·尼布瓦耶、波利娜·罗兰、德西蕾·韦雷（夫姓盖伊）和苏珊·瓦尔坎，她们都是圣西门主义者，在七月王朝时期依旧为妇女和工人的权利写作并请愿。
于是一些女性行动起来，誓要冲破这扇紧闭的大门。1861年8月16日，朱莉–维克图瓦·多比耶在37岁的年纪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成了第一个打破这项特权的女性。在此之前，只有男性才有权参加中学毕业会考，以至于多比耶考试时是在一个专门的考场里写卷子的。两年后，又一位女性，埃玛·舍尼，获得了中学毕业文凭。很快，舍尼在1868年成了第一个获得学士学位的女性，拿的是理学与数学学位，而多比耶则在1871年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据说，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尔·西蒙亲自划掉了学位证书上统一印制的“____先生”，代之以“____女士”。
争取受教育权是妇女的一项重要斗争，也是最早取得成果的斗争之一。19世纪，许多争取性别平等的女性活动家是教师，其中比较知名的几位有让娜·德鲁安、波利娜·凯戈马尔、路易丝·米歇尔、波利娜·罗兰，以及后来的埃莱娜·布里翁。这些女教师没花多长时间就紧密地团结起来，创立了各种联谊会和同好会，又进一步组织起工会和研究小组。比如1903年，由玛丽·介朗创立的女权主义教师社会研究小组，以及1907年诞生的女权主义高校联合会。她们的工作在女权主义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她们中的很多人曾尝试为女孩开办学校或是为尚未接受公共教育的成年女性开设夜校。作为教师，她们都深刻地体会到男女在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也都意识到妇女的解放必须通过教育来完成——这是一条普遍真理。女教师们还领导了反对职业歧视的斗争，率先获得了带薪产假、养老金、同工同酬等工作权利，在女权斗争中走在前列。这些胜利最初只是惠及这一特定行业的女性，但同时为其他女性的权利斗争打下基础。
受教育的权利
事实上，自17世纪以来，女童的教育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女孩们被教导要做好妻子、好妈妈，要学习如何持家和举办沙龙，却从来没有接受过像样的教育。到了启蒙时代，也就是18世纪，终于有人开始对女性缺乏教育的现象发声。第一个表示谴责的是孔多塞，伏尔泰和狄德罗也持同样观点。可是卢梭在他思考教育的皇皇巨著《爱弥儿》中，却只想到了男性的教育。在他看来，作为爱弥儿的未来伴侣，苏菲不需要接受教育，她生来就是“为了服从男人，忍受男人的不公”，只要知道学习ABC的字母书怎么绣就够了。
——安德烈·莱奥（1824—1900），法国记者、小说家
难道说，科学所积聚的理性之光，只能传播给男性，女性就不需要吗？
弗洛拉·特里斯坦，社会主义者，社会调查家，妇女结社和国际主义的先驱，“妇女是无产者中的无产者”这句精辟的名言就出自她之口。
还有一部分女性致力于为女同胞开办学校，她们满腔热忱，感人至深。埃莉萨·勒莫尼耶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1862年5月，她创办了妇女职业教育协会。同年10月1日，她在巴黎珍珠街9号租下一间工坊，为年轻女孩开设了第一所职业学校。头十个月，只有80名女学生报名上课；两个月之后就翻了近一倍，一年内接收了150人。学生越来越多，只好再开办新的学校。到1890年，“勒莫尼耶学校”的数量达到了8所，培养了大约500名年轻女孩。
因此，每一次革命结束之后都会是一段漫长的女权主义低谷期。女权主义者受到多重压制，因为她们是革命者，是社会主义者，是女人，条条都是罪名。为数不多的几位女性，在重压之下成功保住了斗争的火种，她们的名字不应该被忘记。向这些守住战壕的女斗士致敬！
要么就不搞，要搞，就搞女权主义革命。
向每一个守住战壕的女人致敬！
来讲讲道理：真的有人认为可以不靠女人成功革命吗？80年了，革命还是没有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不少共和党人是这么想的：国王也好，上帝也罢，把他们打倒，老子自己坐上去才舒服。他们缺的不是别的，是女臣民啊！<a id="filepos123275" href="#filepos138054"><sup><small><a href="#filepos138054">[3]</a></small></sup></a>
——争取妇女解放协会标语，1848年3月16日
玛丽亚·德雷姆斯，首位加入共济会这一厌女大本营的女性。她在1869年创办了杂志《女性权利》，并在其中告诫女性要“教育自我，实现自我。彼此团结，共同奋斗”。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递交的陈情书中，妇女明确提出要获得受教育权。事实上，必须承认，法国大革命期间所提出的绝大部分有关基础教育的计划都着眼于两性平等。不幸的是，这些计划最后并没有落实，女孩们依旧被小学和中学拒之门外（1833年的《基佐法案》只规定人口超过500人的市镇必须为男童开设小学）。只有家庭条件优越的女孩才可以去修道院接受教育，接受陈腐的关于女性角色和义务的灌输。
国际主义者安德烈·莱奥（原名维克图瓦·莱奥迪尔·贝拉），于1866年创建了妇女教育促进协会，1869年又创建了一个旨在维护公民权利的协会，同年还发表了《女性与道德：君主制还是自由》，一部被忽视的伟大女权主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