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们要闹事，不要管家！
高唱《马赛曲》，遍植自由之林，投票选举，在俱乐部高谈阔论，留下老婆管家——这就是男人们的共和国的模样。
路易丝·米歇尔的女权主义论述摘选<a id="filepos133687" href="#filepos138252"><sup><small><a href="#filepos138252">[4]</a></small></sup></a>
可惜好景不长。妇女们大声疾呼了，可没人来听，更糟的是，很快就有人来让她们闭嘴了。
平等
从1830年到1871年，每一场运动都在高声表达19世纪女权主义者的诉求：从公民平等到婚姻平等，从离婚权、受教育权到工作权、同工同酬的权利、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政治权利，以及社会主义者对工人组织和社团的要求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权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尽管在流派上有着细微分别：有的是圣西门派，有的是傅立叶派，后来又出现了国际主义者。不过，仔细想想也不奇怪，毕竟质疑性别不平等、反对婚姻制度、认为婚姻是压迫女性的手段等，本就符合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圣西门曾在19世纪20年代倡导性别平等，并积极实践：在圣西门主义的机构中，妇女能担任领导职务并发表文章。傅立叶则在19世纪30年代设想过一个名为法伦斯泰尔的乌托邦社区，其中男女平等分担工作和家务，都可以自由享受开放式性生活。
很难说法律对女社员是照顾还是歧视。的确，被免于起诉的女性远比男性多，但被定罪的一百多名妇女遭到了更严厉的处罚：被审判的妇女中有13%被判处死刑，而男性的比例只有0.9%；13%的女性被判处强迫劳动，13%被投进大牢，而男性的比例分别只有2.3%和11%。
19世纪晚期，女性教育受重视的程度有了显著提高。1870年9月4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没多久，两任巴黎市长艾蒂安·阿拉戈和朱尔·费里召集起一个联合委员会，专门对当时的教育体系进行反思和改革。这个委员会混合了男女两方的代表，上文提到的朱莉·多比耶和埃玛·舍尼都是其成员，她们在捍卫女性的受教育权方面非常积极。巴黎公社期间，一个包含几名女性成员的“新教育协会”向公社提出了多项计划，不仅涉及课程设置的全面改革和教学方法的创新，也包括男女两性的教育平等。两位持共产主义和女权主义信仰的社员，安德烈·莱奥和安娜·雅克拉德都在教育委员会中任职。很快，巴黎的部分市区出现了为学龄女童开设的学校、为女工开设的工作坊，以及参照勒莫尼耶模式建立的职业学校，而且都不收学费。1871年5月21日，公社颁布了男女教师同酬的法令。
等到革命被镇压下去，反革命势力上台，女权主义又失去了活动空间，因为她们“违反了政治秩序和性别秩序”。……够了，真是够了！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剧本再度上演。和1793年时一样，1848年，当局一上来就剥夺了妇女的结社权。1848年六月起义之后，当局首先查封了妇女俱乐部，而留着男人们的没管。1848年7月27日的法令回顾说，严格意义上来讲，“妇女和儿童”（注意到他们是怎么并列的吗？）是不可能参加俱乐部或会议的。到1851年，连请愿权都被剥夺。巴黎公社之后，针对女性的清算达到了巅峰。“纵火女”一词被发明出来，用来专指纵火的女社员——她们被当作巴黎大火的唯一责任人而追究，而真正第一个投出燃烧弹的凡尔赛士兵却因此保全了名誉。
1881—1882年颁布的著名的《费里法案》，在法律上确认男性和女性都需要接受义务教育，免费就读公立的非教会学校。在此之前，1880年的《卡米耶·塞法案》已经为女孩们打开了中学教育的大门。不过，这时教育的关键还是培养优秀的共和国女性继承人。朱尔·费里这样说：“主教大人们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即谁掌握了妇女，谁就掌握了一切。掌握妇女首先意味着掌握她的小孩，其次是掌握她的丈夫。科学需要把妇女争取过来，不然她们就将属于教会了。”这就不难理解，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男生和女生都是分开上学，课程设置也截然不同，女孩所学习的科目，比如家政、育儿法，一如既往地需要紧贴社会分配的角色。女高中生依然不得参加中学毕业会考，也没有哲学课可以上，甚至连每周的课时都比男生少一些，理由是怕“累着青春期的女孩子们”……
更可悲的是，即使在革命如火如荼时，厌女的声音依旧阴魂不散。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就有人公开嘲讽女权主义者，称其为“社会打酱油党”“维苏威火山婆子”“离不了婚的”。奥诺雷·杜米埃就是抹黑者之一。在他的笔下，妇女俱乐部就是一群醉酒的疯婆子出来胡闹，家里乱七八糟，小孩饿肚子没人管，哭闹不休，做老公的则沦为笑柄。法国大革命期间形成的所有针对革命妇女的厌女刻板印象，比如歇斯底里、不修边幅、没有母性等，在这一时期都死灰复燃。他们把女权主义者的诉求胡乱改造，说她们要为男人安排一场“圣巴托罗缪惨案”<a id="filepos118730" href="#filepos137483"><sup><small><a href="#filepos137483">[2]</a></small></sup></a> 。此外，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蒲鲁东的厌女症也不轻，曾发表过这样令人倒胃的言论：“一个女人要么是家庭主妇，要么是高等妓女，不存在中间地带。”
女权主义的事业不能与人权斗争的事业主动割裂，而应加入伟大的革命军队，共同抗争。……零星几声怒吼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呼唤的正义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实现，我们要追求的，是全体人民行动起来，解放所有的奴隶。至于这“奴隶”叫无产者还是妇女，则无关紧要。
——法国标语，2020年3月7日
奴隶是无产者，奴隶中的奴隶是无产者的妻子。……在这该死的社会上，到处都有人在受苦，但没有哪一种苦比得上女人的苦……
我们的前辈，是巴黎公社时期纵火的女社员！
女权问题与人权问题不可分割，在当下更是如此：如今女人和牲畜没有任何区别，同样任人宰割，供人营利。我们妇女的地位不是求来的，而应该是夺来的……
同样是在这个时期，波利娜·凯戈马尔创立了幼儿园，倡导以游戏、自由活动结合适当的刺激，以温柔的关怀引导小男孩和小女孩全面发展。凯戈马尔支持男女混合幼儿教育，她认为这是实现两性平等的必要条件——为此，她受到了天主教徒的严厉谴责。从长远来看，凯戈马尔创立的法国式幼托体制也使得妇女解放成为可能，帮助一大批妈妈得以兼顾工作和母职（不过，波利娜·凯戈马尔本人并不支持女性出去工作，她认为妇女的位置属于家庭，而不是工厂）。
从1830年到1848年，再到1871年，“七月革命”、“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都没能争取到女性选举权，离婚权也始终遥遥无期。其中巴黎公社略有进步，承认了女性的受教育权和婚姻自由，承诺照料未成年母亲，打下了同工同酬的基础，并取缔了卖淫——认为那是一种“一部分人对其他人进行商业剥削的形式”。
妇女们不懈奋斗，冲破重重阻碍：1919年，女学生们有了自己的中学毕业会考；1924年，中学课程和毕业会考内容终于不再区分男女。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也相继向女性敞开大门。进入20世纪后，由于校舍和师资资源的广泛短缺以及其他具体的限制，男女混校作为一种务实的解决方案逐渐普及开来，在人们来得及对男女混校的益处（无论是教学上的还是社会上的）做充分论证之前，在现实层面成了必然趋势。而国家教育系统真正意识到学校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了。具体工作要落实下去，还有不少艰难曲折。
——《妇女之声》，1848年
1972年，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向女性开放的那一年，一位名叫安妮·肖皮内的年轻女子摘得了入学考试的第一名——她同时也是巴黎中央理工学院的第一名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第二名！你觉得记者会问她些什么问题呢？“你喜欢照镜子吗？”“你喜欢购物吗？”当然少不了要替她担心：“你不怕别人把你当成怪物吗？”肖皮内的回答简洁明了：“我只是尽力而为罢了，毕竟每年总要有一个第一名。”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