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们要闹事，不要管家！
一场革命的成败不难衡量，只要看看女性的地位是否得到了快速提升就能判断。
有时，羔羊也会化身为狮子、老虎、大章鱼。
事实上，妇女群体参与了19世纪的每一场起义和革命。社会习俗不允许女性上战场，但走上前线的女人却一次比一次多。“性别分工”依旧牢固，即便在前线，妇女也只能扮演“奶妈”和“七苦圣母”，不是负责供应军需，就是在伤员的病床前悲泣。稍等一下，这并不是历史的全貌。别忘了，街垒的对峙有两个垂直的维度：一个是起义者与官兵之间的交火；另一个是来自两翼建筑物的辅助攻击——铁锅、夜壶、小摆件等狂风暴雨般投向堵在路障前的军队。那么猜猜看，这些东西是谁从窗口扔出去的呢？我仔细研究过七月王朝历次起义中官兵的伤亡情况，我来告诉你：五楼飞出的平底锅砸开的脑袋比子弹打中的更多。
<a id="filepos137022" href="#filepos114784">[1]</a> 卢森堡委员会：1848年“二月革命”后，在工人要求成立劳动部的压力下，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由工人和企业家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由路易·勃朗主持，职责是对劳工和厂主的争执进行仲裁。这个委员会成立不久后，即遭临时政府解散。
可惜，妇女群体在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的贡献却无人知晓。一方面，书写革命历史的男性不会记得她们；另一方面，女权主义的故事往往避开这段激进流血的前史，只愿追溯到19世纪末的“第一波”妇女参政论者，最多也就追认奥兰普·德古热为遥远的前辈。大概，写文章的女人总比打架的女人更讨人喜欢，相比那些要维护劳工（不论男女）权利的妇女，只说要保护女性权益的女人也更好应付。是时候为这些被遗忘的女性先辈正名了。
她们组织了只向女性开放的俱乐部，全情投入，积极讨论。让娜·德鲁安参加了1849年的普选。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德西蕾·盖伊参加了卢森堡委员会<a id="filepos114784" href="#filepos137022"><sup><small><a href="#filepos137022">[1]</a></small></sup></a> ，这个委员会尽管昙花一现，却对劳工（包括女工）的权益有着深远的意义。此外，她还主持过一个国家级妇女小组，旨在为失业女性提供工作。1849年年底，让娜·德鲁安又参与推动了一个旨在反抗资本家的、名为“博爱联盟会”的劳工自治组织的创立。她是发起人之一，撰写了宣言和章程，还是董事会成员。巴黎公社期间，两位国际主义者娜塔莉·勒梅尔和伊丽莎白·德米特里夫创建了“保卫巴黎和照顾伤员妇女联盟”，致力于追求男女平等，并与劳工委员会合作，推动工人组织的成立。妇女委员会则为自己设定了组织妇女就业与推动妇女受教育的目标。
如果性别平等能得到承认，那将是对人类愚蠢行为的一大修正。在那之前，女人始终是——如老莫里哀所言——男人碗里的浓汤。看看强势的性别是怎么恭维我们以显示自己的尊贵的：女性，美之性。呜呼，我们说要对这种力量伸张正义已经太久了，心怀不满的人只多不少，可我们只是占据了斗争的位置，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这样下去，我们会一直协商到世界末日！就我本人而言，同志们，我一点儿也不想做男人的“浓汤”，所以我离开了，像我这样的“卑鄙小人”不是少数，我们都不愿再做恺撒的奴隶了。
旧制度崩塌了，新世界亟待重建。后革命时代，妇女在这片有无限可能性的政治场上大展身手，为自己争取结社权、游行权、言论自由权，创办专门面向女性的报纸，只刊载与女性相关的内容。1832年夏天，第一份完全由女性供稿的报纸《自由之女报：妇女的事业》诞生。除了女性议题，该报纸也关心社会议题。撰稿人署名不署姓，以此表明对夫姓的拒绝。其中，女工人占了绝大多数，有不少是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苏珊·瓦尔坎、德西蕾·韦雷、玛丽–雷内·甘多尔是纺织女工；让娜·德鲁安曾是洗衣女工，后来转做小学教师。在创刊号中，她们发出疾呼：“我们大声呼唤，呼唤姐妹们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去夺回我们在朝堂、庙宇和家庭中应得的地位。女性团结，就是我们的目标。”一年之后，圣西门主义者欧仁妮·尼布瓦耶在里昂创办了《妇女参考》。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这几份报纸都没能发行太长时间。到了1848年“二月革命”，又有一批女性主义报纸顺势创办。让娜、欧仁妮与当时因结婚而改姓盖伊的德西蕾再度聚首，创办了《妇女之声》。
共和国最顽强的战士们，抗击入侵，守卫祖国，宛如守护自由的曙光，其中不乏大量的妇女。他们想把妇女变成一个卑微的种姓，用事件压迫她们，用强力完成选择。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好，可从来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也不打算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在明日之世界，每个人都将各得其所，团结在人性的自由之下。
我自己的事，不用你来解放！
<a id="filepos137483" href="#filepos118730">[2]</a> 圣巴托罗缪惨案：法国历史上一场著名的大屠杀事件，因发生于1572年8月23日夜至次日凌晨，24日为圣巴托罗缪节，故名。当时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胡格诺派关系剑拔弩张，8月24日，借波旁家族亨利的婚礼，胡格诺派重要人物集聚巴黎之机，天主教派发动突然袭击，杀死胡格诺派信徒3 000多人，从而引发圣巴托罗缪惨案。
看上去，经历了国民议会的重击，又遭遇了复辟期间（1815—1830）王权和教权的联手绞杀，女权主义已经“粉身碎骨”，再无喘息之机。好在，到了1830年“七月革命”，女权主义又重现生机。19世纪的每一场革命都涌现出一大批冲锋陷阵的英勇女性。没什么好惊讶的——要是没有妇女，哪场革命能成事？没有女人，守街垒的时候，谁来供应军需？谁来给火枪上子弹？谁来照顾伤员？说起来，巴黎公社时期，就是女社员们单枪匹马，守护着最后的路障。妇女们抓住每一次革命的契机来推进女权主义事业，然而每当保守的政治秩序重建，性别秩序就会发生倒退。就这样，整个19世纪，女权主义运动潮起潮落，反反复复，每一次潮涌都波澜壮阔。
<a id="filepos138054" href="#filepos123275">[3]</a> 这段话出自《社会战争》（1871）。
在街头抗议的女人
<a id="filepos138252" href="#filepos133687">[4]</a> 摘自路易丝·米歇尔的回忆录。
教育
女战士也越来越多。最出名的可能是巴黎公社时期的路易丝·米歇尔。1871年5月，她先后在纳伊、克拉马尔和伊西三处与敌人交火，之后又去巴黎各区守卫街垒。在克里尼昂古尔路一役中，她和两名武装社员孤军奋战，仅凭三人之力守住了街垒。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子弹呼啸，犹如夏日冰雹。”此外，皮加勒广场的街垒也是50多名女社员在装订女工娜塔莉·勒梅尔的领导下守住的。
让小女孩在愚昧中长大，故意解除她们的武装，这样她们才更容易受骗：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个比方，这就像把你扔进水里，事先又不让你学游泳，甚至还要把你的手脚捆起来……
——安杰拉·戴维斯（1944—），美国学者、政治家
英国人培育牲畜，然后屠宰；文明人则让年轻女孩子准备好受骗。真的被骗了，又会被视作一种罪行，而引诱者几乎为此获得荣誉。当羊群中出现害群之马，那该是多么大的丑闻啊！如果羔羊不愿意再任人宰割，你们要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