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节

政委道：“你安排给孩子们开饭，尽他们吃，回头我让司务长给你们补足差额。”

蒋政委把我们带到教堂门口。大门两侧，站着十六个荷枪实弹的哨兵。蒋一举手，士兵便齐拍枪护木，并拢脚跟，行持枪注目礼，我们这一列妇孺，俨然成了视察战场的将军。

老张跑出来，说：“就好了。”

大约有六十多个穿绿衣服的俘虏挤在教堂的东南角落上，在他们的头上，一大片因为漏雨霉烂了的屋笆上，生着一簇簇洁白的蘑菇。在他们面前，并排站着四个怀抱冲锋枪的士兵，他们的左手摸着弯曲着像长长的牛角一样的弹夹，右手四个指头握着光滑得像女人小腿一样的枪托，食指扣着鸭舌般的扳机。他们的背对着我们。在他们身后，放着一堆死蛇般的牛皮腰带，俘虏们如要行走，必须双手提着裤腰。

政委说：“大嫂，这是我们鲁大队长。”

大姐推开我，猛地站起来，哑着嗓子说：“你撒谎！”

我们跟随着政委——其实是母亲跟随着政委——我在母亲背上，女婴在母亲怀中——走出胡同，穿过大街，来到福生堂大门口。两个持枪肃立的士兵脚跟并拢，左手拄枪，右手并拢，从胸前弯过去，按在雪亮的刺刀刃上，对我们行了一个持枪注目礼。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弄堂，最后进入一个大厅。大厅正中摆着一张紫色八仙桌，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两个大盆。一个盆里是野鸡，一个盆里是野兔。还有一笸箩白得发蓝的馒头。一个络腮胡须男人笑着迎上来，说：“欢迎，欢迎。”

蒋政委皱皱眉，说：“撒谎？为什么要撒谎呢？”他走到桌子前，低下头，扑哧一声，吹熄了罩子灯。红太阳的光芒立即从窗格子里泻进来。他伸出一只手，谦恭——也许不是谦恭——地说：“请吧，沙太太，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愿意把所有的路堵死，如果他迷途知返，可以担任我们爆炸大队的副大队长。”

母亲欲把怀中的女婴递给五姐，政委伸出一只手，说：“不，抱着她吧。”

政委道：“大嫂何必隐瞒呢？您怀里抱着的，不就是沙月亮的女儿吗？”

大姐欲把孩子还给母亲，母亲说：“你先抱一会儿吧，我给金童喂喂奶。”

母亲说：“他不是我的女婿。”

母亲走到椅子前，掀起衣襟。我跪在椅子上，吃奶。母亲撩着衣襟，弓着腰站着，说：“平心而论，姓沙的不是孬种，就凭着他给我挂那一树野兔子，我也得认这个女婿。但他成不了大气候，就凭着那一树野兔子，我就知道他成不了大气候。你们俩加起来，也斗不过姓蒋的，姓蒋的是棉花里藏针，肚子里有牙。”

鲁大队长一怔，爽朗地大笑，笑罢，说：“大嫂误会了。请您来，没有别的意思。我与您的大女婿沙月亮十年前曾是交杯换盏的朋友，知道您刚刚归来，特意备酒为您洗尘。”

大姐机械地往外走，临出房门时，她回头望了望母亲。蒋政委说：“大婶也去，小弟弟小妹妹们都去。”

政委对母亲说：“大嫂，我们大队长想见见您，请您跟我走一趟。”

我们穿越着司马家的重重门洞，路过一个又一个一模一样的套院。路过第五个套院时，我们看到院子里躺着十几个伤兵。那个姓唐的女兵正在给一个腿部受伤的士兵包扎。我五姐上官盼弟给唐女兵当助手。她全神贯注，没有发现我们。母亲对大姐轻声说：“那是你五妹。”大姐瞥了五姐一眼。蒋政委说：“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六个套院里，摆着一副门板，门板上躺着几具尸首，尸首的脸都用白布蒙着。蒋政委说：“我们鲁大队长壮烈牺牲，损失无法估量。”他弯腰揭开一块白布，我们看到了一张血迹斑斑的、生着络腮胡须的脸。他说：“战士们都恨不得剥了沙旅长的皮，但我们的政策不允许。沙太太，我们的诚意差不多可以感天地动鬼神了吧？”走出第七个套院，绕过一道高大的影壁，我们站在福生堂大门口高高的台阶上。

老张连声答应。

街上来回跑动着一些爆炸大队士兵，他们的脸上都挂着一层灰。几个士兵牵着十几匹马，沿着大街从东往西走，几个士兵却指挥着几十个老百姓，用绳子拉着一辆吉普车从西往东走。两拨人在福生堂大门口相遇，一齐都站住。两个小头目模样的人跑上前来，都立正，都行举手礼，像吵架一样同时向蒋政委报告，一个报告缴获战马十三匹，一个报告缴获美式吉普车一辆。但可惜炸破了水箱，只能用牛拖回来。蒋政委高度赞扬了他们。士兵们在赞扬声中都挺胸抬头，目光灼灼。

想当初，那像累累果实一样挂满我家树枝的野兔子，曾让母亲恼怒万分；但转眼间，这满树的野兔子竟成了母亲接受沙月亮为女婿的理由，也还是那几树野兔子，成了母亲判断沙月亮必败于蒋政委之手的根据。

母亲说：“长官，我们犯了什么罪？”

黎明时分，一群从天河架桥归来的喜鹊落在屋脊上，疲倦不堪地喳喳乱叫。喜鹊们把我唤醒。我看到母亲抱着沙枣花坐在椅子上，我却坐在上官来弟冰凉的膝盖上，她用两条细长的胳膊紧紧地搂着我的腰。六姐和司马公子还是那样交颈而眠。八姐依偎在母亲腿边。母亲的眼睛里没有光彩，两个嘴角耷拉着，显得极度疲乏。

鲁大队长说：“听说大嫂也姓鲁？五百年前咱们是一家。”

蒋政委走进来，看了我们一眼，道：“沙太太，要不要去看看沙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