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章

杜萨迪在朗诺政权统治下生活了18个月。在这个期间，他的妻子——波东帕花公主被捕，并被指控犯了叛国罪。在这之后，他设法逃到了解放区。他1971年10月1日写给西哈努克亲王的信，就是从解放区寄出的。信中说：

金边的爱国者今天都有一种共同语言。如果我们不打倒卖国贼，他们就会杀害我们。如果我们想要过尊严的生活，如果我们想要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继续做自由的人，我们就必须敢于站起来，为民族统一阵线政治纲领中所规定的崇高理想而斗争。今天敢于斗争就意味着什么都敢干！它意味着拿起武器，推翻朗诺一施里玛达一山玉成集团。通向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是没有其他道路的。

我通过参加解放区的方式，选择了尊严的道路……我很受感动，因为我在这里重新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真正面貌……

《圣路易邮报》记者理查德·达德曼，他在民族统一阵线成立并广播了它的纲领之后，私自进入解放区活动，没有多久就被俘虏了，在获释后，他在一篇报道中写道：“我看到了这种柬埔寨的人民运动的早期发展……占人口大多数的柬埔寨农村，正在被彻底地、迅速地改造成为大规模的、专心致志的革命根据地……在每个种植园或每家农舍……我们都看到了效忠西哈努克的迹象，以及它的对立面——对美国和尼克松总统的深仇大恨……”

3月政变后大约一年左右，西哈努克从他老相识那里收到不少来信。他说，“这些人在思想意识上同红色高棉相距甚远”，但他们对金边的腐败无能再也忍受不下去，所以就设法跑到解放区去了。这些来信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坚持说：“他们找到了自由、民主的生活。”

前《民族》周刊社长罗介托的来信是最典型的。他在讲了金边生活如何腐朽以及他为什么要同他一家逃离金边之后，写道：

“解放区是真正的新柬埔寨一一独立、民主的柬埔寨——是真正了不起的，人民过着享有尊严的生活，他们是他们村子的真正主人。人们——从老年人到孩子和年轻人——的脸上的欢乐和热情，是他们对最后胜利和光明前途有信心的明证……我们在解放区所亲眼看到的一切，使我们对我们的人民和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充满了信心和自豪感。”

罗介托逃离金边的那个时候，经常也有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出走。

1971年3月初，西哈努克收到了这批人给他写的一封联名信。他们之中有位金边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一位牙科医生、几位上程师和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写道：

“解放区离首都并不太远，但我们却有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感觉。行政大楼四周没有铁丝网。没有带着刺刀枪的傀儡军恶狠狠地把过路人从头搜查到脚。没有贪污，没有警察的突然袭击，没有宵禁，没有侮辱年轻妇女的事件。知识受到尊重；天才受到欣赏和鼓励。知识分子，所有爱国的、进步的个人都可以把他们的民主思想、爱国主义思想和对人民感情付诸实践。每个人的尊严都受到尊重。”

西哈努克说，写这些信的大多数人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受过什么政治训练，但朗诺和尼克松改变了他们。他们是中产阶级自由职业者、政府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他们每天忙于于他们的日常工作，大概对于3月18日政变并不怎么关心。很多人被那些煽动性的保证弄得晕头转向，而据说成立了“共和国”就会给人们带来光明前途。例如孔旺夫人，一位受过法国教育的青年女药剂师，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位女药剂师，出身于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在金边开设了一家最负盛名的药店。但是，在朗诺统治下的金边生活了几个月就受不了啦。她冒生命的危险，抛弃了她的财产，跑到解放区来。“如果一定要对这样的人贴个政治标签的话，那恐怕也只能算‘自由主义中间派’。要是他们属于‘进步分子’的话，那在一年前也许早就逃离了。”西哈努克说，“我讲这些并不是要谴责他们，因为许多正直的爱国人士都受过朗诺一施里玛达政权的蒙蔽。我说这些是为了强调指出，根本不可能指责他们是红色高棉的宣传员。”

西哈努克的女婿西索瓦·杜萨迪亲王，在一封长信里给他的岳父带来了最令人吃惊的消息，而他本人，按西哈努克的说法是“一个保守派的青年人”，在1971年8月到达解放区以前“恐怕一辈子都没有接触过任何红色高棉分子”，西哈努克认为他是个为人正直、办事负责的人，所以当杜萨迪向他最小的女儿波东帕花公主求婚时，西哈努克同意了。杜萨迪在培养文官的学校受过教育。3月18日政变时，他年方29岁，在金边国家百货商店经理部任职。由于他和西哈努克有姻亲关系，他马上就被革了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