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严格说起来,合理不合理,不过是一种理想性的假定。因为理本身含有相当程度的矛盾性,天底下很少不含矛盾的事物,有阴也有阳,才合乎阴阳之道。矛盾性的发展,在尚未表面化之前,不容易看得清楚,也不容易想得明白。一旦表面化,有时候已经相当僵化,不容易加以化解。所谓见仁见智,也可能是有些人看出矛盾的潜在性,有些人根本看不出来;有些人看出阴的部分,有些人却只看到阳的部分,因而争执不休,各有各的见地。最麻烦的,往往是愈知道得不多的人,愈固执自己的意见,以致自以为是,而认为自己择善固执。
中国式管理之所以将管理与伦理结合在一起,便是看出依理应变,非注重伦理不能收到合理的效果。当今民主潮流,忽视伦理的存在,年轻人不懂事,反而说话比较大声。衡情论理,不但浅薄化而且庸俗化,可见一斑。年轻的大学教授居然在媒体上公开宣称道德良心已经起不了作用,而主持人也居于平衡报导的立场,一再邀约其登台献丑,即为理不易明的一种恶果。
组织重视伦理,大家面对问题的时候,才能够平静地互相尊重,深入地观察和分析,把握到问题的真实性,而不致仅从问题的表面来反应。
当前所面对的“现在”,既不能完全依据过去所订立的法来因应,也不可能寄望未来的情立即显现,发生当下生效的效果。完全依法办理,不是被视为刁难,便是被当做不用心、不负责任。寄望未来的情,即为临渴掘井,或者临时抱佛脚,反正来不及了。现在的情况,最好依“理”来应变。因为理会变动,具有弹性,可以因时制宜,产生合理的效果。
中国式管理的总体目标,在求“时中”,就是“时时都合理”的意思。时间变动,理也跟着改变,所以随时应变,可以解释为“随着时间而合理应变”,成为中国式管理的“权变”的特色。
依理应变必须掌握下述三个要点:
第一,依理应变绝对不是求新求变。中国人从易经的道理当中发现:“变的结果,有80%是不好的;只有20%堪称变得良好”。我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便是人生离不开“变”,而变的结果十有八九不好,因此时常不如意。求新求变偏重“变”的一面,实际上是一种偏道思想。我们必须将“变”和“不变”合起来想,从二合一中把二看成三,找出一条“不可不变,不可乱变”的合理应变途径,而不是一心一意求新求变,终久造成乱变。
第二,依理应变要以“不变”为根本的思考点。本立而道生,只有站在“不变”的立场来思考“变”的可能,才能变到合理的地步。凡事先想“不变”,而不是先想“变”。如果不变很好,请问为什么要变?不变很好的情况下,一定要变,不就是乱变?不变不好时,当然要变。这时候再来设想怎样变法,通常比较容易持经达变,也就是依据不变的原则,来做此时此地合理的应变。站在“不变”的立场来“变”,以不变为根本的思考点:能不变的部分,即不变;不能不变的部分,再来合理求变。苟非如此,多半会产生乱变的恶果。
第三,理本身就是变动的,所以应变之时,必须先找出当前的理,而不是依照前例来处理。依理应变,大家都会讲。问题是所依何“理”,这才重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何况理随时空而变动,时间不同,理也跟着不相同。一般人之所以舍理就法,宁愿一切依法行事,便是不喜欢动脑筋,又怕负责任,或者不善于思考,惟恐找错了理,所呈现的一种无奈。有些人习惯于依例办理,按照先例依样画葫芦,实际上也是找不出此时此地的合理点,才不得不依赖先前的案例,以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章管理的三大主轴第四节依理应变以求时刻都合理(2)
以人为主,才有办法依理应变。若是以事为主,那就只好依法办理了。因为人有脑筋,可以思索、判断,而事一旦离开了人,便变得刻板而呆定,缺乏变化。其实这正是美国式管理应变力较差,而中国式管理比较具有变动性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美国式管理法治大于人治,中国式管理人治大于法治的根本差异所在。
以人为主,还必须因道结合,才便于依理应变。如果以人为主,而这些为主的人,却各有各的理念,根本缺乏交集,而且不能相容,请问,怎么能够找出共同的理?如何寻觅出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因应方案?
只有理念相同,英雄所见略同,彼此具有共识,然后在大同小异的意见中,建立大家的“时中”,才能够顺利地依理应变,做到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