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章
但新的中心根据地应放在哪里?
谁也猜不透.遵义会议后,中央曾指示我和李井泉同志带领一部分干部和一个独立营的兵力,在现四川中南部冕宁地区开辟一块根据地.冕宁这一带居住的是彝族人.他们还处在奴隶社会,有自己的宗教(信奉黄教)
,迷信魔法和鬼神.他们也有自己的语言,但文字不完善.由于历代汉族统治者,特别是国民党反动军队对他们的迫害,他们惧怕汉人,又仇视汉人.这种心理不是短时间可以消除的.举行各种仪式、念咒、宣誓和歃血,构成彝族的社会生活.因此,他们不欢迎我们留在那里.红军主力北上后,当地彝族头人就千方百计想法赶走我们,甚至企图缴我们的枪.对此,中央经研究决定放弃原计划打算,要我们撤离冕宁随罗炳辉、何长工同志领导的红九军团北上.这一方面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不合适,另一方面又说明红军北上才是出路.在这里有一件事我要说明,即我和李井泉同志随红九军团北上长征过程中,中央发给九军团的电报报头一般是称“罗、何、首道、井泉”。
据此,有些文章和资料就认为我是“中央派驻九军团的代表”
,这是不恰当的.当时,朱德、周恩来同志在指挥我们撤出冕宁时,给我们的电报也说明了红军不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理由.电报指出:“依据我们今日经过夷民地域经验此间山地一时难容外籍红军小游击队独立活动完全依托夷民又易与汉民造成对立”。电报同时表明了中央的精神还是北上.
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毛泽东同志同张闻天、王稼祥同志的谈话,正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遵义会议后不久,我们知道了会议开得非常成功.王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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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同志在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后来回忆时还经常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了重要的一票,是为会议的胜利立了一功.周恩来同志发言认为毛泽东同志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是非常正确的.张闻天、朱德同志等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闻天同志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他与毛泽东同志的合作是很成功的.他非常尊重毛泽东同志,许多重要事情的确定,都要事先征求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同时也认真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为此,毛泽东同志曾风趣地向我们说:洛甫同志真是“开明君主”。我们听了后也曾同张闻天同志的夫人刘英大姐开玩笑,戏称她为“娘娘”。
应该说,张闻天、王稼祥同志的转变是有其内在的思想基础的.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指导早就有看法,而且在有关的会议上进行过争论.同时,同毛泽东同志给予的真诚帮助也是分不开的.会议召开前,他们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这对于保证会议的圆满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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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随即举行会议,毛泽东同志提议红军继续北上,明确指出应向东往甘肃和宁夏方向移动.党中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和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把革命大本营放在有工作基础的陕甘宁地区是十分英明的.但张国焘出于个人野心,怀着分裂党和红军的不可告人的动机,擅自带领左路军南退,为了欺骗广大指战员,扬言要到川康边地区建立根据地.中央负责同志曾耐心地说明,到人烟稀少、物资贫乏、语言不通、毫无工作基础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和做法,实践已经证明是不可取的.可是,张国焘仍一意孤行,使红军遭受了损失.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天险进入甘肃境内,随后开进了哈达铺.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同志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确切知道陕北有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军,有苏维埃政权,并且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也在那里.这时中央才明确解决了有关红军去向的重大问题.为了争取四方面军随中央北上,彭德怀等同志也曾致电张国焘等,说明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电文还说:“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
二、革命大本营要放在西北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根据地.究竟去何处,五人知晓.按照张闻天1934年9月29日为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写的社论中说的:“我们不得不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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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