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许大使表示没有什么了。高陶布宣布：“这样就休息吧。”看来蒙方需要研究一下对策。

我们回到住处，等待蒙方的下一步动静，并做大使返乌市的准备，分头誊抄有关文件和资料。许大使向我交待了继续会谈应注意的事项。之后，我同小王带了礼品，在饭店二层的回形走廊里，分别约见蒙方卫生组长桑加道尔吉大夫(小沈乘车受伤，他给包扎)和民航专家云登少校，向他们赠送礼品，表达对他们友好协助的谢意。本来想向云登了解一下他对飞机失事的看法(15日下午第一次视察现场时，小沈曾发现他在画坠机现场和尸体位置图)，但交谈时古尔斯德从旁边走过，云登马上局促不安，起身告别，并说他有腰痛病，希望到中国驻蒙古友谊医院去看医生。我立即明白他的意思，连说欢迎、随时恭候，并重重握别。可惜不知何故，后来他没有来友谊医院。

第五轮会谈（1）

第五轮会谈，双方激烈争论

午饭后，蒙方通知下午双方再见一次面。第五轮会谈遂于15时20分至17时10分举行。预计会上可能会有一番激烈争论，我从一开始就做了详细的对话记录。全文如下：

许大使虽然耐心地听完，但气愤的样子已从面色上表现出来。高陶布看到谈判桌上的气氛不大好，有“爆炸”的可能性，就连忙插话来缓冲了一下：

“大使同志亲自来肯特省现场工作，我们很高兴。我们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和分析情况。双方都有快结束这个问题的愿望。大使说今天要回去，我们理解你的工作很忙，大使也可能了解我们工作也很忙。要是大使和桑加同志同意的话，我的意见是今天把这个问题谈好，一起回去。我的主张是按实际情况正确解决问题，不要为一个词去争。我希望有经验的大使同志给予协助。大使说要本着两国友好的精神来解决问题，我对大使的主张表示欢迎。”

许大使按下了心头的怒火，发表了长篇讲话，耐心地说服对方：

“经过这两次会谈，可以进一步了解，双方哪些是同意的，哪些是有不同意见的。有关纪要的谈判，我们才进行了两次，双方存在不同意见是很自然的。但我相信，通过友好的实事求是的互相谅解的反复商谈，问题总会得到解决。我从第一次接触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他通知中国飞机在蒙坠毁这件事开始，到我们在这里的前几次会谈，总的印象是蒙古政府对中国256号民航机失事的处理，是本着友好精神的。所以，我相信只要双方很诚恳地把这种精神贯注到谈判中来，很多分歧是可以解决的。

“其次，从这次现场视察看，对死难者遗体的处理看，都本着友好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工作顺利地进行了。在处理纪要这个问题时，如能继续贯彻这种精神的话，问题同样可以得到解决。我还要重复说，这次同上校、司长和同志们共事这几天，合作得很好，相处得很愉快。

“刚才上校提出的对我们修改意见的考虑，我认为双方还可以商量。现在先发表两点看法：中国政府曾通过中国大使，正式向蒙古外交部解释了关于中国飞机进入蒙古国境的答复，即9月14日晚8时半，我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所讲的那几句话。考虑到这是由于蒙古政府的要求而做出的解释，因此纪要上应当写出这几句话。当然，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即蒙古同志们是否同意这种看法，对此我无法表示我自己的意见。根据我的观察，蒙古政府对此是采取谅解态度的。

“第二个考虑，我们不应限于事情的现象，而应从事情的本质去看，对事情的分析就容易取得一致认识。也就是说，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事情的局部不能说明其实质，只有事情的实质才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全面。比如说，在哪个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假如只发现了汽车的轮子、方向盘，交通民警是不能判断是谁的车，只有看到这个车的牌照是ДК多少号，才能知道是哪个大使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失事飞机很明显地写清楚是‘中国民航256号’，这是所有到现场的同志有目共睹的。这是一架具体的飞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此我们提出把有‘民航’字样的机翼写入文件。我不理解上校同志为什么连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都不同意写上?”

许大使讲到这里怕引起对方争辩，马上转了话锋：“现在，我想讲另外一个问题。这两天来我们同上校、司长、同志们一起友好合作，我们很满意，我也愿意继续同你们一起工作下去。但是，中国22周年国庆节很快要到来，我作为国家全权代表，不能长期离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因此，我请你们谅解，我今天就准备回到乌市去，我委托我们的孙一先秘书作为我的全权代表，跟各位继续真诚友好地合作，完成这项工作。”

蒙方看到许大使话已说尽，去意已决，桑加只问了一句：“大使是否计划今天走?”许大使回答：“是的。”

高陶布接着说：“刚才我们上校答复了大使昨天提出的十个问题，大使对上校的答复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也理解到一些问题。还有什么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