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回到座位刚刚坐定，从门外进来几个人，第一位是总政主任李德生，第二位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第三位是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我站了起来，总理只向我介绍了李主任。我注意到，李主任穿的是一套布军装，脚上穿着一双浅口布鞋，而邝局长和吴司令都穿的确良军装和皮鞋，整整齐齐。这时，已是9月22日凌晨1点钟了。

“好吧，你继续汇报吧。”总理说。

我开始讲失事飞机的情况。当我讲到飞机肚子擦草皮着陆时，邝任农插话：“软地面不能放起落架，放了起落架就会像钉子一样扎进地面，飞机要翻筋斗的。”总理马上制止了他的插话。我借机仔细看了看刚进来的三位领导，李德生主任和邝任农局长都神态自若，而吴法宪司令却面色苍白，呆若木鸡，加上穿得很板正的军装，人又那么矮胖，像个塑在座位上的泥胎。

我按提纲讲下去，总理似乎对失事飞机不大感兴趣，听着听着闭上眼睛打了一个盹，我随即放慢了语调，他马上轻微地晃了晃头，眨了一下眼睛，又神采奕奕地听着。这一瞬间，我看到了总理面容上堆集的疲劳和憔悴。后来得知，不仅“文化大革命”这几年几乎熬干了他的心血，而且这一次从9月12日下午，一直到14日下午接到驻蒙古使馆关于机毁人亡的电报，总共五十多个小时基本上没有合过眼，此后睡眠也很少，这怎么不令人心力交瘁呀!何况总理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

向周总理汇报（2）

我首先汇报蒙方对中国飞机失事事件的态度和双方会谈的经过。总理听完，头仰枕在沙发上，半思索半自语地归纳蒙方态度的特点，然后抬起头来朝向我：

“就是说蒙方还是比较友好的?”

“是的，从几年来中蒙关系看，这次是比较友好的。”我回答。

“好吧。你谈谈现场情况。有没有带地图来?”总理问。

“我标了一张现场位置图”。我说着就跟着总理站起来，走向那张方藤桌，把这幅二百万分之一的地图摊开，外交部的几位领导也围过来观看。我指着地图上标出的红圈，讲苏布拉嘎盆地位置，及其与温都尔汗、乌兰巴托、我国国界的距离。

总理问：“离伊尔库次克多远?”我答直线距离七百多公里。

“我国的山海关在哪个方向?”我回答说在图的右下角。

“多伦呢?贝勒庙呢?”我指出了这两个点在地图上的位置。

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用力地向前一画，并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立即吃惊地意识到，飞机是沿着这条航线飞出去的，而不是由东北飞进关内，这绝对不会是迷航，而是叛逃，可能机组人员里有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