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这不是林彪想打的仗。

4月11日深夜，林彪致电中央及东北局：

林彪的“根本意见”完全否定了毛泽东15日电报中要求在锦州一线决战歼敌的设想。但得到东北前线军政要员黄克诚、高岗、陈云、罗荣桓的坚决支持。上升时期的毛泽东，恢弘大度，从谏如流，立即采纳了林彪这个随机应变而得出的切合实际的重要建议。不再急切求胜，而是改变既定方针，撤离中心城市，稳扎稳打，工作重点转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主要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这才有了以后的翻盘和反败为胜。

1945年尾至1946年中，国内气氛微妙，战和不定。美国总统杜鲁门特派马歇尔将军强力介入，进行调停，意欲在中国推行美国式的两党制。一时间似乎和平建国大有希望，中共中央一度也作了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准备。

这时，林彪致电毛泽东：

“敌人和谈是个阴谋。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在关内停战，调集精锐到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再象磨盘那样南北夹击我们。恐怕还得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我对和战的根本性意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被人公开指为头脑不清醒，这在毛泽东平生大概也是惟一的一次。但他认了，听进去了。

随即加紧布置，调兵遣将，力争使本方势力处于有利态势。其中，双方力量近乎真空状态的东北地区成为热中之热，重中之重。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正确决策，全力向东北扩张。在苏军的支持配合下，一度抢得先机。

国民党则束手束脚，摇摆不定。曾寄厚望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试图和平接受东北。结果被斯大林玩弄。党国要员、经济学家张公权在日记中写道：“王(世杰)外长始终不明了苏方对于东北，有其局部之策略。任何国际局势之变动，不能动摇其既定之局部策略”。但张的独到之见当时不被重视。

毛泽东信心膨胀。1945年11月15日，他致电林彭真、林彪，要求坚守山海关、绥中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同时让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准备战场，等敌人进至绥中、兴城地区时，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一次消灭敌人两三个师，歼灭敌军三个军，以从战略上解决问题。19日，中央又来电提出：“要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

军令如山。中央期望如此殷切。

后来情势的发展，尽人皆知。东野入关前，聂荣臻在华北始终被傅作义压着打，很大程度上就是吃了真的相信会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裁军过猛的亏。无怪乎毛后来说聂是“老实人”。

再说一次撤退：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所以，军事目标，应该服从、服务于政治目标。

1946年4月18日到5月18日，四平保卫战刚好打了整整一个月。结果，我军伤亡8000余人后主动撤退，四平为国军精锐孙立人新1军、陈明仁第71军等部占领。

其实呢，事情并不那么美妙。按黄克诚11月26日致毛泽东电报的说法，就是“七无”：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药、无衣服鞋袜。其实，有些部队，尤其是主力部队，还缺少枪支弹药：原以为东北什么都有，出发时按上级要求，枪弹尽量留在老根据地了。先来的冀东部队，倒是弄到不少武器，拿去装备了一些并不巩固的新扩大的部队。但后到的老八路，却所获甚少。

相反，蒋介石在确信和平接受无望后，已下决心武力解决问题。东北九省保安司令杜聿明(黄埔一期学生)率国军精锐、百战沙场、全副美式装备、曾远征印缅的石觉第13军（汤恩伯基本部队)和赵公武第52军(关麟征基本部队)，浩荡出关，兵锋直指锦州、沈阳。其余几个军陆续跟进。我军初战不利。

另一方面，在美国的压力下，11月19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按照中苏条约，苏军将把中长路沿线各大城市移交给国民政府。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经过深思熟虑，11月22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和彭真、罗荣桓，强调指出：“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