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与会的直接当事人：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没有一个人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至今，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作出过"三国四方"会议是"按照《'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计划召开的"的证词。李伟信，作为"纪要"的"半个孤证"，也没有作出过这样的供述。在程洪珍的日记本中，也没有这种记载。因此，"材料之二"的"认定"，只是"推理"和"假设"，没有事实根据！此其疑点之二。

(3)"材料之二"指出，林立果按照林彪"先搞个计划"的"授意"，在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２日至２４日写出了"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也就是说，这个"纪要"的草案，是在"三国四方"会议前一个星期，才写好。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林彪当时已经首肯了这个"纪要"的草案。试问，在没有林彪首肯的情况下，林立果怎么就能按照《'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草案，擅自在上海召开"三国四方"会议，组织实施，甚至作出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确定了政变的"指挥班子"？！此其疑点之三。

(4)关于开会的准确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必须指出的是，专案和审查搞了十几年，所谓"三国四方"会议，究竟有哪些人参加？他们都是何时到场的？这些重要情节，至今没有说清楚。

１９７１年的中央５７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中，虽然多次提到会议的时间问题，但都是采用"１９７１年３月底"，这样一种笼统的"口径"，回避点明会议的准确起、止时间。直到１９８２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给陈励耘、周建平的"免予起诉书"和军事法院给王维国、江腾蛟的"判决书"中，仍采用的是"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晚至四月一日晨"，这样一些时间概念相当模糊、宽泛的措词，使人感到其中有那么多"猫腻"！在图们和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中，对会议的准确结束时间，也没有点明。此其疑点之四。

这只能说明，事实上，文件对陈励耘的上述指控，查无实据！其他与会的人，没有一个作出与陈励耘相同的"交代"。

这就说明，当初文件上"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说法，完全是逼、供、信的产物！以上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两点指控，纯属不实之词！陈励耘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三国四方会议"上，也没有讨论"政变问题"！

既然，陈励耘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既然"三国四方会议"没有讨论"政变问题"，那么，陈励耘何罪之有呢？！

事实是，犯罪情节可以不查，可以巧妙地"绕过"，事实可以没有，但"罪"是一定要判的。这就是官方所谓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其实质是："法律必须以政治需要为依据"！

◇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与政变无关

作为办案常识，搞清案件的确切时间，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最起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确定有哪些涉案嫌疑人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作案时间"，就可以马上排除他的作案嫌疑。

关于林彪事件中著名的"三国四方"会议，官方在１９７１年的中央５７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中，把它作为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阶段的重要证据之一，有过浓墨重彩的渲染。但是，仔细研究，令人疑窦丛生。

(1)我们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三国四方会议"，是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１日晚开始的。林立果企图实施反革命政变的时间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８日。也就是说，两者相隔，整整半年之久。

必须指出这样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政变，最怕的就是"走漏风声"。因此，为了严守机密，只有在发动政变的前夕，才能向参加者公布。否则，必遭杀身之祸！

作为久经沙场，且亲身参加过堪称"政变"经典之作的"南昌起义"的林彪，怎么会愚蠢到不顾兵家之大忌，叫他的儿子林立果，在距９。１３政变半年之前，在远离政变中心--北京钓鱼台数千里的上海，把几个矛盾重重的人，搞在一起，大谈什么反革命政变，还拼凑什么政变的"指挥班子"？！难道他就不懂"夜长梦多"，"日久生变"的道理吗？！实在有悖常理！此其疑点之一。

(2)"材料之二"认定："三国四方"会议是"按照《'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计划，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在上海召开的"。这个"认定"的证据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