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江腾蛟、王维国、周建平在以后的一切场合中，对于"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情节，都予以了明白无误的否认。

有充分证据证明，"据陈励耘交待：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不过是陈励耘在当年逼、供、信的环境下，所做的伪证。

(8)至于"三国四方"会议名称的由来，是疑点之八。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名称，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连听都没听到过"。程洪珍的日记本上，也没有出现过"三国四方会议"的说法。据场外的工作人员说，"那不过是林立果吹牛时的一句"戏言"。所以，后来为了避免"哗众取宠"之嫌，法院和检察院在正式法律文本中，再也不沿用文革时期杜撰出来的"三国四方"会议的说法了，而是改用"秘密会议"。

以上所列八条，只是关于"三国四方会议"众多疑点中的冰山一角。如果把这些疑点背后的真实情况，细细展开，就足以推翻官方关于"会议是为落实《５７１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

中央文件以及后来的"免诉书"、"判决书"，在这个时间问题上，多次采用"１９７１年３月底"和３月３１日"晚"、４月１日"晨"之类的含糊措辞，显然不是"一时疏忽"，而是刻意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周建平算不算"与会者"。

(5)"571工程纪要"明确写着："指挥班子：江、王、陈"（江是原南空政委江腾蛟，王是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陈是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但是，不在"指挥班子"中的原南空副司令员周建平，竟也被"中央文件"，圈定为"指挥班子"成员。根据墨迹未干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周建平既不是"指挥班子"成员，也不在大、小舰队的"骨干"名单之列，甚至还被排除在"５７１工程纪要"规定的"保密范围"之外，林立果怎么会在未经林彪首肯的情况下，如此轻率地私自扩大"指挥班子"的范围？究竟哪些人是"指挥班子"成员？此其疑点之五。

(6)法庭上，公诉人沈加良说："这个会议的召开不是偶然的，是有政治目的的--这个会议是为落实《５７１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与会的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都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那么，有什么证据说明，"会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王，浙江－陈，南京－周，江腾蛟协调拉总"，就与"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的"指挥班子：江、王、陈"，是一回事呢？此其疑点之六。

会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王，浙江－陈，南京－周，江腾蛟协调拉总"的最早的出处，是１９７１年的中央５７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二"P5中，原空军党办秘书程洪珍日记本中的一句话。应该指出的是，程洪珍当时根本不在现场。他既不是会议的参加者，也不是场外的工作人员。采信这样一个人的话，本身就不可取。但是，即使笔记本的作者程洪珍，３０多年来，也从来没有作出过"三点的头"，就是"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的"指挥班子"的证言。相反，他的日记本却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没授予指挥权"！

公诉人沈加良，把"没授予指挥权"的"三点的头"，认定为"指挥班子"，他不感到荒唐吗？！这难道是"证据确凿"吗？！

由于江、王、陈、周，都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中有"指挥班子江、王、陈"的说法，当然不会作出"'三点的头'就是政变'指挥班子'"的供诉。

这样，公诉人沈加良关于"会议是为落实《５７１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指控，那种把"三点的头"说成和"指挥班子"是一回事的结论，就成了缺乏事实证据的"推断"。

(7)最具重要有意义的是，要搞清楚："三国四方"会议上，他们究竟谈了哪些有关"两谋"的实质性内容？这是疑点之七。

"材料之二"，P3中，有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据陈励耘交待：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人们不禁要问，与会的人，活着的有四位。为什么只有陈励耘一个人，作出这样的"交代"呢？而且怎么看不到陈对这个敏感问题的详细供述呢？

打倒"四人帮"后，在法庭审判的过程中，再也没有提到陈励耘交待的这一关键问题的细节。陈励耘出狱后，推翻了"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交待"。军检院在给陈的"免诉书"的犯罪事实部分，对于"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重要情节，只字不提。仅作出"情节较轻"，"免予起诉"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