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章

根据上述事实，人们完全可以认为，陈励耘在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问题上，作了伪证！

事实也正是如此。陈励耘出狱后，笔者曾有幸走访过他，问及了会议内容。他说："那就是个解决几个人团结的谈话"。笔者问他，文件中有一句"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说："我在里面关了那么久，没完没了。不这么说，那还有个头？！"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５日，陈励耘出狱后，记者许寅，采访过陈励耘（见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载本刊ｚｋ０２１２ｄ--编者），谈及了"会议内容"。归纳起来三条。（１）陈励耘谈了在杭州为林彪盖了一套房子的事。（２）空五军反空降战备工作的成绩（３）由九届二中全会，谈到反对和防范江青、张春桥抢班夺权的事。陈说，不过是扯扯，"根本没有人说开会的事"。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陈励耘真的讨论了"政变"问题，军检院给他的"免予起诉书"里，在犯罪事实方面，就不会对此，只字不提。军检院也不会对他作出"罪行较轻"，"免予起诉"的决定。

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臆断。

◇陈励耘为什么要作伪证？！

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的"材料之二"页３中说："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就是说，"三国四方会议"讨论过政变问题的重要人证，是陈励耘。与会的人，除陈励耘之外，还有江腾蛟、王维国、周建平。为什么中央文件上只有陈励耘的交代，而没有其他三人的交代呢？

原来，王维国在十几年的审查过程和法庭审判中，从没有承认"那是个会"，"只不过是几个人坐下来，扯扯"，"如果扯扯就算是会，文革中太多了"。"就是大家坐下来，解决一下团结问题"。

江腾蛟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下午３点的庭审中说："开始，陈励耘吃完饭后，林立果讲了几句话，他说你们先谈谈情况吧，要他两个和我先谈情况，他说他有点事情出去一下，办完了再来。"江腾蛟好像十分吃力地回忆道。江腾蛟不知是有意把内容简单化，还是确实忘记了。（见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页４５３）

江腾蛟说到１９７１年到上海的问题时，据理力争说到上海确实是为了治病，不是去搞阴谋的。"三国四方会议"之前，林立果先找他谈，并说到上海找陈励耘、王维国谈谈，没想到搞阴谋等等。（见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页３８３）

周建平说，谈的都是解决团结问题的事。

也就是说，除了陈励耘以外，江、王、周都没有说"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陈励耘的"交代"，只是一个孤证。

陈励耘在专案期间，确实讲了一些"查无实据"的话。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５日的庭审中，法庭播放了陈励耘的一段录音："林说，庐山会议都是几个老总，指黄、吴、李、邱搞坏的，丘八斗不过秀才，现在军队的日子难过啊。接着，他阴险地说，没有暴露的不能再暴露了。林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海有王政委，杭州有陈政委，我们很放心。最后，他对江说，王政委他是上海的指挥官，陈政委是杭州的指挥官，周付司令是南京的指挥官，还有你们的老政委，他负总责。"

对于陈励耘的这些交代，图们等专案人员，当时也"将信将疑"。其中有一部分，陈很快就"翻供"了。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P224中，对此有一段描述："陈励耘在'９１３'之后，不知是为了表示自己同林彪一伙划清界限而争取立功，还是有意把案情弄复杂，或是其它原因，他交代过一段情况：'自上海黑会后，我为给林彪政变做准备，积极建立机场武装营、扩建警卫部队，改装了伊尔-１０飞机等。'三月间，他向工作人员写材料说明这段是自己编造的内容。那些事都是根据上级战备命令，在上海黑会之前都搞了，与上海黑会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