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当年认定毛泽东与林、陈之间的分歧是“两条路线斗争”。今天我们自然不应再按照“文化大革命”的习惯思维去“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论证林、陈与毛泽东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由于林、陈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和地位，他们不可能脱离历史的局限而对“文化大革命”产生像后人一样的认识，也很难产生与毛泽东根本对立的另一条“正确路线”。不过，从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至少可以肯定一点，无论是林彪还是陈伯达，都未能像张春桥那样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思想上善于理解，在行动上积极保持一致，正因此，他们就难于继续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正因此，他们就跟此前一茬茬倒下的老革命家们一样，也从革命的“动力”迅速变成了革命的“绊脚石”。
林彪在解放战争中的战略上的贡献主要有：1、东北初期，中央和东北局都认为国内和平是可能的，命令林彪集中主力与敌人决战，而林彪认为与蒋介石的和平是假的，建议作长期打算，实践证明是正确的。2、在1946年8月份的东北局会议上，林总对于局势的发展更一个明确的判断。东北战局的发展大体上要经过三个阶段：敌人进攻，我们运动防御并主动撤出一些地区，这是第一阶段；敌人占领了城市，进攻迟缓下来，我们则在运动中伺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开始局部反攻，这是第二阶段；我们发动全面反攻，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剩余敌人孤立在几个点和线上，最后加以消灭，这是第三阶段。事实证明，东北战争形势的发展完全符合于林彪的估计。在林彪正确战略的指导下，东北形势很快变被动为主动，并率先夺取胜利，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3、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后，林彪不失时机的提出南北满联军合二为一，以便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实践证明是有战略眼光的！4、在1948年初，林彪拒绝了毛泽东要他在春天南下作战的意见，避免了对我不利的过早的战略决战，在1948年7月，林彪主动提出了在秋天“以最大主力南下作战”，此次南下最后演变成了辽沈战役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是林彪战略的胜利！与粟裕力谏毛泽东“华野一兵团暂缓渡江”性质上相当。毛泽东要林彪春天南下是错误的，这一点毛泽东在后来也认识到“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同意了林彪的意见，说明毛泽东比现在一些人懂打仗！5、辽沈战役后期，林彪建议中央暂不攻打太原，“围而不打”以拖住傅作义也是有战略眼光的！6、平津战役中，林彪把毛泽东的“先打两头后打中间”战略，改为“放弃两头直取中间”，实践证明其是正确的。
因此，林彪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国家的悲剧。
九大”政治报告风波/王年一
有一个奇怪的情况是一般人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从批判林彪以来，被宣称为林彪、陈伯达重大“罪行”的、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从来没有公布过。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四人帮”把持媒体全力掀起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没有公布，在“四人帮”倒台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继续批判中也还是没有公布，但却始终都把此事作为林彪、陈伯达的重要罪行而不停地宣传。《“571工程”纪要》那样尖刻地批判了、侮辱了毛泽东，毛泽东为了搞臭林彪而硬着头皮批准下发，何以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不能公布？是因为它的力量远甚于《“571工程”纪要》吧？是因为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立物，不仅不能用来搞臭林、陈，反而会搞香林、陈，所以不能公布吧？只是在1973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批判它的时候，人们才知道了它的一点点内容。报告中说：“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请注意，“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不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路线吗？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高潮中竟能写出那样的报告，岂不是应该得到肯定和赞扬的吗？
林彪在陈伯达起草这个报告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是不是他“伙同陈伯达起草”的？在当年周恩来的报告中就没有拿出确凿证据。至今也很少看到有这方面的材料。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披露，“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此外，当年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的回忆也提供了新的材料：“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陈伯达还对两位秘书说，不管“上海那两个”（指张、姚），“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要自己写，并讲了他对起草九大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
以上两种说法略有出入，一个说陈伯达“天天往毛家湾跑”，一个则只说陈伯达拟好提纲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又回来修改。不过，从这些文字看，林彪应是支持和赞同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的。虽然说“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毕竟还是“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才回来修改的。
在林彪办公室（简称“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却又有另外的说法。林彪在准备“九大”报告时告诉秘书：“我向来不习惯念别人写的现成稿子，而只愿意自己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讲话用的条子。”并且说明：“我这次做口头讲话，还是用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林彪所说的“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办。若从这六个题目看，林彪对“九大”报告的设想与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的主题就大不一样了。此外，当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在中央文革遭到否决，并且毛泽东已经决定改由康生牵头，张、姚执笔重新起草后，陈伯达还不甘心，又托叶群劝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报告稿，叶群向“林办”秘书们吩咐：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时，不能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又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这又说明，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并不清楚。
目前从已经公开的材料中还难以确证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起了多大作用和抱有何种态度，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林彪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报告十分反感。
据张云生回忆：林彪对张、姚起草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只注意毛泽东的批示和修改。3月底，周恩来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呈主席审批。”急得周恩来无可奈何。在“九大”宣读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前，林彪未看过一遍。汪东兴说：“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林彪甚至还对叶群说：“多念错一点才好。”林彪对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张、姚起草的报告的厌恶之情，可见一斑。
即使按照周恩来当年在“十大”报告中所指责的：林彪和陈伯达“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也不能说林彪、陈伯达就是在有意与毛泽东“对着干”。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时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而且多次有这一类表示。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毛泽东既有此表示，1969年的“九大”政治报告当然就应该着重讲经济建设。林彪虽然是一介武夫，一个元帅，但以他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理解，对毛泽东上述说法的理解，当然是应该从“大破”转入“大立”的阶段了。陈伯达更有研究经济和生产的热情。从《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一书的附录《陈伯达1922至1970年著作目录》来看，他在这方面的文章的题目有很长一串，其内容涉及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他很早就提倡发展电子工业，曾为此上书毛泽东出谋献策。结果在“批陈整风”中竟被当成了“反革命罪行”，《人民日报》1971年8月12日发表了《‘电子中心论’批判》狠批陈伯达。今天回顾那段历史，真叫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