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7章

"对毛泽东已经多次表明态度的'国家主席'问题，在常委会上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11]

8月22日当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向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传达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意见，可以断定，没有传达"不设国家主席"的结论性意见。

这样，是否设国家主席一事再度出现了转折，毛的个人意见又退居下风。政治局多数成员之所以会这样做，可能有以下原因。首先，他们还是觉得国家需要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在当时全国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中，国家元首只能由毛泽东来担任。其次，当时为了修改宪法正自下而上地汇集各级意见，这些意见也一致希望毛成为国家元首，政治局常委们根本没有理由反对这些意见。"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林彪的意见，结果是"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5]

此前，在3月8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本来已"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不设也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为什么一个月后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甚至可能也包括江青集团的一些成员）却改变了前议，同意林彪提出的应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来担任的建议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一个月前，政治局委员面对毛突然提出的变更国家领导制度的要求，习惯性地表示了服从；但一个月后当林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时，显然政治局的多数成员认为林彪的这个建议是正确的，故而表态同意林彪的建议。但这样一来，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之事出现了第一次转折。

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内，虽然政治局多数成员提出了仍应设立国家主席并由毛担任的意见，但毛泽东再一次以个人独断否决了政治局多数成员的集体意见。他在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可是，究竟为什么此议不妥，毛却只字未谈，也不容许政治局成员谈。如此大事，政治局成员的看法不同本不奇怪，但是毛把事情弄得如此高深莫测倒是有点不正常了。有的史著称，"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和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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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不全面，其实，这哪里是毛泽东与林彪一人各执己见，实际上是毛与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意见相左。4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这次，他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隐晦地解说了他的理由："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得知党内上层仍有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7]结果，周恩来在7月18日的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小组会上发言时又收回前议，他说："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8]

这样，毛泽东在此事上的个人意见重新占了上风。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前夕，1970年8月22日下午3时，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有关会期、日程、分组等事项。在会上政治局常委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明知毛对国家主席一事的态度，仍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担任。"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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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会议记录表明，林彪并不是唯一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人，除了毛本人外，几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看法都与林彪的意见相近。一向善于揣摸毛泽东意图的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可能是不愿陷入繁琐的外事礼仪活动中，还十分周到地提出了由毛授权、让别人代替出场的设想。康生的话则表明了他与其他政治局成员既不赞成毛的意见、又不敢反对的两难处境，明显地暗示了毛的个人意见有违众愿，这等于是在"将"毛的"军"，甚至可以说是在以"大家"的意见进行要挟。显然，在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林彪并没有主导争论，与会的多数人也未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没有作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而毛也没有因大家与他的个人意见不合而发怒。[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