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4章

在“武”的方面：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２日，先不动声色地取消自己推行多年的军衔制，在军队宣传官兵一致，为随后的阶级划分做好战前准备。１１月，在北京市西郊种田的彭德怀，被安排到西南的四川省从事三线工作，此举是切断党内当权派的后续援军，以免除后方隐患。１２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倒台，这只是为发动正面进攻，彻底包围当权派的一场声东击西的小战役。１９６６年３月，在天子脚下，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倒台，一个完美的主战场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５.１６通知》以前，军中的陆定一、杨尚昆相继销声匿迹。中央文革不断宣传造势，围剿党内当权派的总攻战役即将打响，这位１９４９年６月就拜会过斯大林的刘少奇已成瓮中之鳖、坐以待毙之势，等完全明白过来时候，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但是，毛泽东要想绕过法律手段，去公开击败政治对手，必须有军队的支持——这位执掌大印的无敌元帅。为此他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听，以身体的原因拒绝。林彪生性高傲，“独来独往”的个性使他很少与军内元帅们来往，客观上讲，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他更是看不上眼。他想“清君侧”来改变现状，可内心又是极其矛盾的，按理说这位在建国初期就投靠斯大林的副主席，虽为国家、人民做了很大的贡献，但在“抗美援朝”中纵容毛泽东犯错误，进而击败了反战代表高岗，还跟着落井下石，毫无原则乱整人，在林彪眼里他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罪人，和彭德怀一样理应得到应有的下场。但因“文革”牵涉到无辜人员太多，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其祸害程度也是难以估量的。经过权衡利弊，使林彪在起初也很犹豫，“神经症”随之发作，并以此为借口，到处东躲西藏，一会儿跑到哈尔滨，一会儿又出现在大连８月５日，毛泽东总攻的炮声已经打响，经过几年的辛苦准备，《炮打司令部》已经直指政治对手刘少奇。７日，毛泽东要与刘少奇摊牌，这是他们俩人的政治决斗，搞不好毛泽东也有败北的可能，林彪此时已别无选择，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他和毛泽东之间的个人恩怨，以及对刘少奇的亲苏态度，是他坚定站在了毛泽东一边的主要原因。这天，林彪从大连飞到北京，空军司令吴法宪去机场迎接，见到的却是一个气色十分难看的林彪。林彪本着清君侧的目的，为打倒了刘少奇，所以带“病”

介入了文革，这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仅仅是在针对刘少奇的问题上异曲同工而已。以林彪在军内、党内的威望，和手中的枪杆子，毛泽东以绝对优势取胜，运动也进入高潮。

这时，林彪多次登上天安门，接受了百万大军的“风、水、光”的检验，“神经症”也随之大起大落，彻底暴露无疑，在几亿国人心里，他变成了仅次于万寿无疆的永远健康。

社会被闹得人仰马翻，许多家庭已趋家破人亡边缘，“批判走资派”、“破旧立新”的运动正如火如荼，据知情人讲：“两边反差巨大，林彪这边愁云惨雾，唉声叹气；主席那边欢声笑语，莺歌燕舞。

彭真：“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

１月２９日

林彪：“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些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幺，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幺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１月３０日毛泽东作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会议的最后２天，分别由总书记邓小平和总理周恩来作报告。总书记的报告是突出强调党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把“坚持与否”、“完善与否”的意义提到关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总理的报告则细密地检查了国务院的工作，并报告了国民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

林彪对叶群说：“看他以后怎幺收场。”此时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已成了中国实际上的首脑机构，她乱了中央和各省政府，又染指军队，林彪曾嘱咐叶群：“不能让这个女人插手军队，军队不能乱。”毛泽东从组织上规范了军队在运动中的位置，指示成立“军委文革小组”，江青出任顾问，穿上军装以后，又担任副组长之职，就像“中央文革小组”一样，她虽是副职，却起着中心主导作用。为防止军队动乱，林彪根据几个老帅的意见，指示秘书起草军委的《八条命令》，并亲自为其加附了５条说明，这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江青的预防措施，保护军队干部免受冲击。可是到了后来毛泽东却批示：

“军队要介入。军队不能成为防空洞、避风港。”于是《八条命令》形同废纸，全军直属机关单位、院校、医院、文艺团体“踢开党委闹革命”，军内造反势力恶性膨胀肆意横虐，冲击军事首脑机关，破坏战备设施，残酷揪斗军区各级首长。北京发展到冲击各军兵种总部，甚至国防部，从将军到元帅都被当作靶子。凡是曾反对过毛泽东、江青及其“文革小组”的人，都被毛泽东点名打倒，诸如谭震林、陶铸等等，捏造出无数冤狱。值得一提的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四大金刚”，都是文革初期的受害者，其中邱会作最惨，差点被活活打死。

“七千人大会”可以说是中共党的民主制中最民主的大会，可是毛泽东运用深厚老道的反右经验，根据会上彭真、刘少奇、林彪、陈伯达、陈云等人袒露出的“心声”，在党内划分出旗帜鲜明的“阶级队伍”。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见P１０７０-P１０７１）中曾评价：“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抓住民主集中制，特别是抓住破坏民主的倾向，来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确实是抓到了要害。”“毛主席和其它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把党的民主制中的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是，遗憾的是，这次大会以后，民主制中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日益受到破坏，从而也日益加剧了党内生活的不正常。”

随着中共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地位蒸蒸日上，毛泽东因为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而大权旁落，不断受到排挤。当时若召开九届人大，毛泽东退出中共政治舞台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到了１９６４年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不再料理国家大事。根据１９５３年他在杭州制订的共和国宪法，干了两届的毛泽东在表面上是在准备退休了，但这时令他愤怒而绝望的就是他的这位接班人，竟然指示在会后即将上任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把前３年的历史写进书里，要勇敢地把它编成剧演，要更勇敢地立碑传给后代。把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３年的辉煌功绩写书、编剧演、立碑！一贯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的毛泽东心里会怎幺想，大家应该很清楚。

在历史书写成以前，剧演尚未编排好，碑址也没选定的情况下，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先发制人了。

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是蓄谋已久的，为了扫清一切障碍，把矛头直指资产阶级当权派，首先就要取得军队的支持。为打赢这场没有法律条文支持的战役，他做了文、武两个方面的充分准备，最早的准备应是在１９５７年９月３０日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时，搬出夫人给全国人民亮相；既而到处宣扬自己即将退休，躲过了１９６１年召开“九大”的可能。在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发起了反攻，先通过制造舆论，再打击刘少奇的左右手。他在会上发表《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对“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翻案风”作出批判，分别成立彭德怀、习仲勋项目审查委员会，对这两个“反党集团”进行审查，邓子恢主持的农村工作部也被定为“十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这一切都是为击倒刘少奇作的精心准备，笔者在此只说说在文革爆发的前一年，毛泽东所作的“文”、“武”两方面准备：

在“文”的方面：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５日，《人民日报》批电影《不夜城》，将“阶级斗争”的概念先期推出。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批《海瑞罢官》，为大辩论的文战场打开缺口。１２月，《红旗》杂志批翦伯赞的“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思想，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被泥塑得全国到处都是，阶级斗争论在全国逐渐形成大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