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国民政府的若干问题

本文针对南京十年(1928一1937)国民党的党治国家体制，“安内攘外”政策及专家参政问题，集中探讨国民党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及与“安内攘外”政策的关系，兼及阐析专家参政的范围与性质。作者认为，由蒋介石歪曲性地吸取苏俄一党制经验建立的国民党党治国家结构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安内攘外”的失败不仅在于其政策的错误，也在于国民党政治结构不能推动其政策的贯彻与实行，征用少数专家参政只是国民党对党治国家粗糙的外部形式所作的少许修饰，它没有改变国民党独占政治体系的局面。本文指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南京十年的统治是失败的。正是国民党政治结构和基本政策中破坏性因素在这一时期的不断增长，最终阻滞了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

南京十年(1928—1937)在中华民国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它是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奉行“以党治国”方针，推行“安内攘外”政策，逐步实现对全国统治的年代；也是国民党内外政策中的一系列予盾积累、演化并酿成激烈冲突的历史时期。八十年代以来，台湾一些学者围绕南京十年发表了不少论著，它们研究的领域虽不相同，但却表达了一种基本类似的观点，这就是认为南京十年国民党在政治上取得了重大成功，若非外因，国民党完全可以依据南京十年的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种观点无视国民党各项方针、政策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严重消极影响，美化了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历史实际。

本文将集中探讨受到台湾学者赞誉的国民党党治国家结构，分析该政治结构的发展变化、基本特征及与“安内攘外”政策的关系，兼及研究少数技术专家参与政治的问题，以求从一个侧面考察南京十年现代化运动的范围及其后果。

一、1928年后国民党党治国家的基本特征

蒋介石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孙中山作为整合社会的精神资源，强烈地排斥共产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三十年代以后，面对国土的破碎，蒋介石更重视用传统文化来弥补民族主义的缺损，这种文化上的本土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关系十分密切。在蒋介石、戴季陶、陈立夫等推动下，新传统主义成为国民党内的主流思想，成为国民党决策层的基本理念。1933年，孙科在制定宪草初稿时主观上是希望确立某些民主原则的，但遭到保守派的限制，戴季陶写信给孙科，告诫要考虑中国“国情”，“立法不可作悬想”，逼迫孙科在宪草中减少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在戴季陶等的压力下，孙科只得步步退让，草案每修改一次，总统的权力就扩大一步。与国民党主流思想拥有广泛的党内基础相比，孙科的基础极为薄弱。

五四以后，英美自由主义在中国虽然一直受到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无法深入民间。随着中国政治的剧烈变化，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化十分明显，其中大部份人投入激进的革命运动，而少量温和的知识分子又因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功能的分化不够，难以形成一种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具有独立思想倾向的自治团体。因此，孙科无法从这些人处得到有力的支持。孙科在国民党内本来就势单力薄，尽管他长期身处上层集团，然而始终未成为国民党的重心。在他身边的一个政治圈子是基于利益追求、政见相似以及慕仰孙科显赫的家庭等因素结合起来的，一旦缺乏利益保障，其成员流向主流派势在必然。更重要的是国家统治权已掌握在蒋介石手国，孙科既不希望重起炉灶，那他只有获知于蒋介石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其理想。为了不与蒋破裂，孙科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这就使他政治态度游移而善变，虽然谈了许多政治理想，但在现实上却更倚重于与蒋介石的关系。加之孙科既有西方色彩，又具有中国特色，两者之中和产和产生的能量有限。诸种因素相互作用，所以，孙科及其政治圈子在国民党内注定难以形成对决策产生影响的压力集团。

（3）孙科面临一系列无法摆脱的矛盾，这些矛盾使孙科陷入困境，只得屈从于国民党的主流势力。

首先孙科无法解决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扩大政治参与，和国民党认为民族危机加深应加强权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三十年代初，孙科开始进行积极的民主宪政的宣传，然而此时民族矛盾日益加剧，国民党内兴起一股模仿德意法西斯的极权主义运动，一批蒋介石的亲信、学生在“复兴民族”的旗号下，散布“在中国实行民主还不成熟”的论调，制造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与此相呼应，社会舆论界也存在一股要求实行极权的思潮，部份知识分子赞同国民党为加强权威而采取的措施，认为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强权政治或许是抵御外来侵略的有效途径。三十年代中期，关于中国走民主或独裁道路的讨论即反映了一部分人对民主政治的怀疑的困惑。这种以“复兴民族”的面目出现的要求实现极权的社会氛围对孙科形成很大的压力。面对这种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向民主主义的进攻，孙科无力抵御。

孙科面临的又一个困境是，民主政治实现所要求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与现代中国缺少这种环境的矛盾。孙科尽管一直醉心于英美式民主制度，但民主成长所要求稳定的社会环境在中国三十―四十年代根本不存在。托克维尔说：“民主不能在风暴中产生”。四十年代后期，国共双方冲突加剧，国统区政治经济日益不堪，形格势紧，在危机中，国民党的权威性格更加明显，孙科等只得噤口。在国民党统治即将陷入总危机的状况下，由于孙科与国民党的深厚历史渊源，孙科在感情上和国民党已难解难分，孙科只能选择与国民党政权共沉浮的道路，孙科的革新主张遂丧失全部功能，最终汇入国民党主流思想。

对于南京十年国民党的政治体制，海峡两岸史学界基于不同的立场，分别对其作过若干研究。大陆学者一般多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批评南京国民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的政权；台湾学者则站在肯定国民党的立场，声称国民党“依照国父孙中山先生所著《训政大纲》制定《训政纲领》，”“循既定目标指导国民政府”，“奠定下中国实施宪政之基础”。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孙科的主张尽管未能实现，但他仍显示我们以意义：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时期，在中国错综回流环境下，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在追求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孙科有其政治抱负，有所追求和期待，但囿于环境、地位的制约，他有时能固守自己的观点，有时又向现实妥协，然而这种矛盾在孙科那里可以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孙科的思想缺少内在的统一性与一贯性，常常一波三折，前后互异，这恰恰是他的地位、性格、与环境等因素互相作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正是这些表现使孙科具有现代政治人物的若干特征：多变、不固执、不独断、对事物持弹性态度,这种态度活跃了政治过程，向社会公众展现了政治生活的一个侧面，有助于人民培养对政治参与的兴趣。

孙科的失败证明，新传统主义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1928年后，国民党排斥了中共，试图单独领导中国现代化，以新传统主义作为政策导向，在维持现存的社会结构的前提下，作出有限度的变革。但国民党显加强一党对权力的垄断，竭力限制变革的范围、规模、速度，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国民党不能正确处理权威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忽略了现代化对民主政治的要求；同时不能正确处理权威与乡村土地改革的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并非一味因循不变，而满足农村多数人对土地的要求，即可带来政治稳定。本来权威之建立是现代化进行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对权威的强调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影响到对现代化其他条件的调适。五四以后，民主的要求并非是一局部的现象，但国民党以种种借口（诸如人民缺乏实行民主的心理准备等）拒绝迅速开放政治。尽管在时代压力下，国民党曾被迫许诺开放宪政，但是却尽量推延，对民主实是口惠而心不至，弃之如敝履。蒋介石自任肩负实行孙中山理想的历史使命，对一切要求自由的力量均视为对自己的威胁，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类似集权主义的统治方法。实施极权在特定条件下只能是一权宜之计，但终非长久之策，况且国民党完全缺乏实施极权所必须具备的权动性和高度效率。面对这样的状况，国民党并不思转变和自我改革，结果导致政治经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客观上促成了反对力量的成长。国民党一直试图借助民族主义的若干符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抗战初期，全民拥戴国民政府，使国民党的权威接近于形成。但权威即使形成，也很脆弱，还需要发进一步的革新措施来培植权威的基础。国民党对此不予努力，“一切因循守旧”，于是当民族主义的最初冲动沉寂后，国民党制度上的保守与僵化很快就耗尽了民族主义的感情，造成人民普遍的心理受挫，引发了人民对国民党的失望。

实践证明国民党融合传统与现代化的努力未能成功。由于国民党丧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无法作出适应现代生活所需的变通，国民党统治终至崩溃。中国人被一新的强大的社会运动所吸引，1949年，在中国又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具体化的实践。

关于南京十年(1928-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