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换句话说，如今那些在大街上可以随意被衙役们所欺凌地农民和小市民们，在理论上他们的社会地位却是要比衙役们高的。

实际上，从京师地各大衙门到地方上的各级政府，其衙役数量都是大大地超过了编制的，但这些超编人员，理论上就都要由用人地部门、以及当地的官府来解决他们的薪水问题了。

这个问题，在现代也还是一个顽疾：各级政府所承担地人头费用越来越多，而干活的人却是临时工越来越多。

不过，在薪资来源方面，大明与现代还是有着明显地不同的，在这个时代，这个问题却完全都是由衙役们自己来解决的。

事实上，这些衙役们也不靠工资过活，他们地主要收入是来源于各种“规费”，也就是那些所谓地“手续费”、“保护费”之类的半公开隐形收入。

不过，张知秋有些奇怪的却是这些衙役们的“身份”问题——就如同在现代刚刚改革开放时的商人们一样，他们的实际生活高，但是社会地位低，而且还被一般人所“看不起”。

在此次大战发生之时，总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军务地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魏云中正在大同督军，而他也采信了胡云峰地这一说法。

虽然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并未行文上报京师，但忻州、大同周边的几个府、州、县，却是心知肚明、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大规模的“缉匪捕盗”。

在大明的政府体制中，衙役们处于最底层，虽然普通老百姓如今已是把他们看做是“官老爷”，但实际上，他们却是根本就不入流地“役”，根本就不属于政府官员序列。

换句话说，这些衙役们，用现代的说法，都属于是政府部门编制外的临时工。

一般而言，在大明每个级别的政府机构中，通常的日常工作，基本都是归于各个吏员来处理的，他们虽然也算不上是官、没有品级，但好赖还算是官府承认地官方人员。

这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相背离的时代：理论上，商人们的社会地位低于农民，作为“准公务员”的衙役社会地位低于平民。

而事实证明，这基本上全都是在扯淡。

大明衙役的身份分两种：相对没什么“实权”的民壮、库丁、铺兵为良民，反而那些手握重权的皂、快、捕、仵、禁卒、门子，却是“贱民”。

在明朝，这些“贱民”地社会地位与倡优奴婢同列，而其中作为“公安人员”地捕役，其社会地位又在其中位列最低。

所有“贱民”衙役，包括其三代子孙都不能参加科举，也不准捐纳买官，向来为士绅所不齿，而有些平民家庭，则根本就严禁子孙从事衙役。

而衙役则根本没有官方身份，只属于为衙门地服役性质，这些人负责衙门的站堂、缉捕、拘提、催差、征粮、解押等事务，即所谓的“三班衙役”。

近些天来张知秋在街上闲逛，倒也没有人来聒噪与他。

张知秋身形高大，在这时代绝对也算得上是“相貌奇特”之人，作为衙役，这些眼皮子最杂之人在几日来，倒也识得了这个传言中东城孙木匠家的“赘婿”。

而看着满街乱走的衙役们，张知秋却也是在暗暗称奇：这忻州城看着不大，竟然养得起这么多的衙役，倒也有些让他感到意外。

一般而言，大明地各级政府对于衙役的正式编制也是有规定的，但这些如今都早已被流于形式：一个上等县的编制，按规定只有寥寥数十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