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众所周知，无论李渊对李世民做出怎样的指责，其性质仍然是君父在教训儿臣；无论李渊和太子对秦王的不满和忌惮已经达到了怎样严重的程度，这一切通通属于皇族内部矛盾。而一旦“下法司案验”，就是把矛盾公开化了，而且性质要严重得多，那相当于把李唐皇室的父子相猜和兄弟不睦扩大并升级为朝野皆知的一起政治案件——而且是严重影响社稷稳定的重大案件。暂且不论李家的父子及兄弟到底谁是谁非，单是把这件事情闹上公堂本身，就已经是李唐皇室的一个莫大耻辱了。

李世民很清楚，李渊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做。

明知道皇帝不会接受，还偏偏要提出来，这不是抬杠是什么？

面对李渊的敲打和警告，李世民的这种态度不仅是毫不屈服，而且充满了对抗和要挟的意味。

李渊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有人立刻把这句话向太子通报，然后又通过太子之口落进了后宫嫔妃的耳中，李渊回宫后，嫔妃们马上又把秦王的话告诉了皇帝。但是这句话最后却变成了这个样子：“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李渊怒不可遏，随即把三个儿子都召了进来，当着太子和齐王的面怒斥秦王：“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很显然，高祖对秦王的这句斥责分量很重，因为它赤裸裸地揭露了李世民夺嫡篡位的野心。

其实，与其说这是李渊听信谗言后的一种无端指责，还不如说这是他在借机发泄对李世民由来已久的不满。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早在武德四年七月，当李世民一举消灭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割据政权，并且刻意搞出那场锋芒毕露的武功秀后，李渊必定已经感受到了秦王功高震主的威胁了。更何况，在这些年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秦王顺理成章地招揽了四方豪杰和天下名士，在高祖的眼皮底下建立了一个实力雄厚的政治军事集团。对这一切，李渊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如果秦王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是任何一个异姓功臣，李渊很可能早就把他杀了。

开国元勋刘文静之死就是明证。因此，李渊对李世民的种种不满其实已经在心里埋藏了很久，只是一直没有挑明罢了。而这次李渊之所以不再隐忍，无疑是受到了杨文幹事件的刺激。

看来自己不久前对心腹裴寂发的那句牢骚一点都没错——“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假如李渊大致能够确定秦王是此事的幕后操纵者，那他必然会感到极大的恐慌——既然秦王已经具有操控东宫官属和朝中大臣的能量，那他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李渊完全有理由相信——秦王的实际影响力已经远远超乎他的想象，并且极大地超出了他可以容忍的范围。

所以李渊才会毫不客气地对秦王提出严厉的警告，目的就是防止他在阴谋夺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和此前流放他的属官、打他的板子是一个道理。

但是，面对高祖的斥责，秦王却不卑不亢地“免冠顿首”，要求皇帝“下法司案验”，也就是主动要求由司法部门立案审查，表现出一副坦荡无愧的样子。

秦王的这种表现意味着他并不接受皇帝的警告。因为“免冠顿首”只是人臣在面对君父斥责时的正常礼节，并不代表屈服，而更让李渊愤怒的是，李世民竟然主动提出“下法司案验”，这就几乎是在跟他抬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