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公平公正公开的科举制度】

唐代的科举考试在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工商从业者除外），任何人只要自认为有应举的能力，就可以“怀牒自投”，向所在地的州县报考，既不需要像两汉那样经过地方官察举，也不需要像魏晋以来那样等待九品中正评定。

虽然唐代的入仕之门向全社会开放，但是其考试过程却非常严格。考生必须先通过县考、州考，然后才报送朝廷，参加礼部的大考。考试及第者并不是马上就能当官，而是仅仅取得入仕的资格而已，必须再通过吏部举行的考试，及格者才能正式授官。

吏部考试有四个条件：“身、言、书、判”。“身”是指容貌仪表，讲究的是“体貌丰伟”；“言”是指口才谈吐，讲究的是“言辞辨证”；“书”是指书法，讲究的是“楷法遒美”；“判”是一种公文判例，讲究的是“文理优长”，往往取一些州县和大理寺过去的疑难案件，“课其断决，而观其能否”，要求考生必须通晓事理，谙熟法律，如此才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断。也就是说，要在唐朝政府做官，除了要通过县府、州府、礼部的层层考试之外，还必须通过吏部近乎苛刻的遴选：既要长得五官端正、一表人才，又要口齿伶俐、雄辩滔滔，还要写得一手龙飞凤舞的好字，最后还得精通人情世故和法律，能够对疑难案件进行准确的研判，而且判文还必须写得文辞优美、对仗工整、言约旨远。

能通过这种考试的人完全可以称为出类拔萃，凤毛麟角。

当时发生的一起“刘祎之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时任宰相的刘祎之因不满武则天“临朝称制”，曾私下跟凤阁舍人（武则天时期，中书省改成凤阁，门下省改称鸾台）贾大隐抱怨，说武氏应该还政于李唐，“以安天下之心”。贾大隐随即向武则天告密。武则天大为不悦，从此怀恨于心。不久后，武则天罗织了一些罪名，颁下一道敕令，要将刘祎之治罪。敕使向刘祎之宣读敕令后，刘祎之接过敕书一看，当即不屑一顾地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旧唐书·刘祎之传》）

武则天大怒，随后便以“拒捍制使”为名将刘祎之赐死。

这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有名的故事。刘祎之对敕使的那一句严厉质问，不仅代表着臣对君的反抗，更能充分说明贞观传统对后世所具有的深远影响。所以当相权遭到君权的侵犯后，刘祎之才能如此理直气壮地进行对抗。

尽管这种对抗是微弱而渺小的，丝毫不能改善刘祎之的处境，更不能使他免遭杀身之祸，但却足以在泛黄的史册中留下一道值得后人崇仰的光芒。

由于吏部考试的门槛相当高，所以科举及第之后，屡试不中的人比比皆是。譬如以“文起八代之衰”著称的大文豪韩愈，科举及第后，三试吏部不中，十年犹然布衣。而这样的人绝非少数，有唐一代，进士及第后整整二十年都未能通过吏部考试，长期不能入仕为官的大有人在。

唐代科考之严，于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如此严格，它才能为国家选拔出真正的人才。

从贞观时代起，唐代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就不断上升：唐太宗时期为3.4％，唐高宗时期为25％，武则天时期为50％；及至中晚唐，宰相中进士出身者的比例更是达80％以上，如武宗时期80％，宣宗时期87％，懿宗时期81％。

而这道光芒的源头，就是以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所共同缔造的那个制度典范。

如果说李世民实行三省制和集体相权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强化君权，那么在唐初的宰相制度中，为何还有皇帝敕令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能生效的规定？为何到了武则天当政专权的时代，宰相刘祎之仍然可以凭借这种贞观传统，公然与代表君权的武则天对抗？

可见，所谓唐代皇帝是为了强化君权才分散相权的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贞观政治制度的出发点和本质精神并不在于将哪一方的权力削弱，而是在于对各方的权力进行制衡。这种制衡不仅仅存在于政事堂的宰相们之间，还存在于相权与君权之间。换言之，贞观制度最有价值、最弥足珍贵的地方，就是相权对君权的监督和制衡。

综观秦汉以降的两千年中国政治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唐初的政治制度（宰相制度）无论比起前后的哪一个历史时期，都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也就是说，在君主专制制度的既定框架之内，在古代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唐初（贞观）政治的开明程度可以说是最高的，也是最接近理想状态的。即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贞观时代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之一，唐初的宰相制度仍然不失其震古烁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