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章

对死刑的慎重意味着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

如果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7世纪的中国唐朝在“人权领域”显然要比18世纪的英国先进得多。

贞观时代吏治清明、执法公正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可要说“天下无冤狱”，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一个王朝拥有像戴胄这种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的法官，并且拥有像李世民这种善于妥协、尊重法律的皇帝时，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贞观时代即便不是历史上最少冤狱的时期，起码也是最少冤狱的时期之一。

【对死刑慎重，就是对生命尊重】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法律，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刑法。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刑法，最重要的就是看它对待死刑的态度。

而贞观法治之所以被后人津津乐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宽仁慎刑”的理念以及严格的死刑复核制度。

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种罪最多只能判流放，所以戴胄便对柳雄做出了“据法应流”的判决。这个判决结果虽然是依法做出的，但显然违背了李世民的敕令。

李世民勃然大怒，对戴胄说：“朕早就颁下敕令，不自首就是死路一条，你现在却要依法改判，这岂不是向天下人表明，朕说话不算数吗？”

戴胄面不改色地说：“陛下如果直接杀了他，臣无话可说；可陛下一旦把案件交付法司，臣就不能违背法律。”

李世民悻悻地说：“你为了让自己秉公执法，就不惜让朕失信于天下吗？”

戴胄说：“陛下的敕令是出于一时之喜怒，而国家的法律却是布大信于天下！陛下若以法律为准绳，就不是失信，而恰恰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假如不这么做，臣只能替陛下感到遗憾。”

早在贞观元年，李世民就依据“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立法思想，以诏令的形式对“死刑复核”做出了严格规定：“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死刑）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贞观政要》卷八）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司推事、九卿议刑”的死刑复核制度。在上一章我们说过，李世民曾在贞观元年正月废除了五十多种绞刑条款，而随后继续修订律法时，贞观君臣又在隋朝律法的基础上，把多达九十二种的死刑罪名降格为流刑，又把七十一种流刑降为徒刑。除此之外，“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刑法志》）。在这种“宽仁慎刑”理念的引导之下，到了贞观四年，国家就出现了“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的良好治安形势。当时唐朝的户数将近三百万，若以平均一户六口人计算，总人口大约1800万。以这个人口数量来看，这个死刑人数的比例显然是非常低的。

“几致刑措”是中国历史上经常用来形容天下太平、社会安定的词汇，其意思是刑法几乎到了搁置不用的地步。如果我们参考一下近代欧洲的相关数字，就更容易明白这种形容词绝非过誉。

在18世纪的英国，死刑罪名多达222种，不但名目繁多，而且滥用死刑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只要偷窃一先令，或者是砍了一棵不该砍的树，又或者写了一封恐吓信，甚至仅仅是与吉普赛人来往，都有可能被处以死刑。到19世纪初，还曾经有一个13岁的少年因偷窃一把勺子而被判处绞刑。由于刑法的严苛和泛滥，导致每年被判死刑的高达1000人以上，而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也不过1000万。

生命权是最为重要的人权。

李世民沉默了。

他知道，如果他执意要杀柳雄，谁也拦不住，因为他是皇帝，而且早有敕令在先。可问题是，这么做虽然足以体现帝王的权威，但无疑会大大损害法律的权威。而法律的公信力一旦遭到破坏，朝廷的威信和人君的威信也就无从谈起。

思虑及此，李世民立刻转怒为喜，当着群臣的面对戴胄大加褒扬，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贞观政要》卷五）

这是贞观时期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同时也是中国法制史上富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案例。因为它凸显了皇权与法权的冲突，并且以皇权的妥协告终，最后使得法律的尊严得到了维护。在这件事情上，李世民体现出了一个古代君主难能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对法律的尊重以及对司法独立的尊重。这在中国几千年的人治社会中实属罕见。

“柳雄事件”之后，史称：“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泉涌；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资治通鉴》卷一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