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峰回路转

虽说这只是形象形容，但也说明了是事实。这个生产队有农民60多户，300多人口，800多亩土地，。这些土地都是山坡地，而且石头多，没有一块象样的平地，年产量每亩200多斤。王文进来到这样一个生产队安家落户，他的生活情况可想而知……

王文进刚到六队的时候，就遭受了极大的凌辱和欺负。因为，这里80%是坐地户，而且都是亲戚连亲戚。尤其在劳动方面，同工不同酬。一样的干活，一样的质量，到了晚上评工分都是相差一半。让你有理不能说，有怨不能诉，只能暗气暗憋。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凭着王文进的真才实干，在短短的三年里，在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小天地里，连升三级，平步青云，这是他从来没有予料到的。从当出纳员，当会计，到当队长，可以说是官运亨通。一些本地农民，尤其是以前欺负过他的农民，都有些发慌、发毛。在田间地头歇息时，他们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开始了这样的议论：

“哎，我说哥们，王文进这小子，别看他其貌不扬的，出息的真快啊！”

“可不是吗？那小子有两把刷子，听说文化挺深，手笔相用。”

“咱们以前是不是对他太过火了？以后咱们可得小心点。”

三叔说完就出去收拾仓房去了。三婶去做饭，母亲也去帮忙……

就这样，文进一家5口人暂时住在了三叔王延冬家里。三叔是个办事能力很强的人，三天后，户口落上了。到第四天，三叔领着文进到发电厂报名当工人。此时，发电厂正大量招收外来盲流。到了招工办公室，负责人一看文进长的又瘦、又矮、身高不足1.5米，体重80多斤，不合乎招工要求。虽说是三叔王延冬是这个厂的车间主任，但招工必须按章办理。文进只好垂头丧气的跟着三叔回了家。

落上街道户口以后，每月每人供应27.5斤粮食。这样，再添些野菜，基本上可以维持生活了。文进在三叔家里住了20多天以后，就和父亲去桃源五队道边的一个山坡上压了一个小窝棚，烧干了炕就搬过去了。文进的三叔再三挽留也没留住。搬进窝棚之后，虽然很挤，但很开心，总算有自己的家了。至此，王文进一家在通化市二道江桃源街道安家落了户。

文进的父亲因去黑龙江和在回来的路上，一直挑着沉重的担子，加之挨饿受累，很快就病倒了，全身浮肿，于1961年春天去世，终年44岁。文进的父亲去世后，家里少了一个主要劳力。同年秋天，桃源街道负责人就登门动员无职业人员去农村落户，他家属于这种情况。打那以后，街道主任三天两头的到家动员，在万般无奈之下，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62年3月份，文进的母亲在街道主任的撮合下，与桃源六队的农民那洪山结了婚。同时，一家4口人在桃源六队安家落户，成了一户名副其实的农民……

文进到六队那年才18岁，很多农活都不会干。但逼到了这个份上，不干又不行，打头的前边领着干，后边的就得跟上，一天下来，累的腰都直不起来。后来，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磨练，才顺过劲来。他初来乍到，又长的不起眼，在六队受尽了欺辱，和他们干一样的活，只能挣一半的工分……

“那是，人家现在是队长，小心报复你。”

“我看，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对人挺厚道的。要不，上边也不能那么赏识他。”

“这事都怪咱们有眼无珠，鼠目寸光，要早知道他能比咱们强，咱们哪能那样对他呢？”…

一个受尽让人欺负凌辱、受尽让人宰割、受尽让人统治的外来小子，现如今一如反掌地掌握了一个生产队的大权，成了统治者。这不能不让王文进感到慰藉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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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春天，王文进到桃源大队砖厂当拖坯工，由于他个头小，身体瘦，体力弱，一天连和泥加扣600块砖坯，再立起、上架，就累的身上象散了架似的，他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一年。

1964年冬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六队进驻的工作队有国家干部，也有解放军干部。有一名解放军排长叫胡尔，他见文进上过6年学，有文化，就培养他入了党，并给他刻了一套有机玻璃的三枚印章。王文进把这套印章视为珍宝，至今还保留着。可胡尔他们撤点后再也没有音信……1965年，王文进担任了桃源六队的现金出纳员。由于他对工作兢兢业业，高度的负责任，1967年又担任了这个生产队的会计工作；1969年又担任了生产队长。这个队长职务一直延续到1984年。

二道江公社桃源大队第六生产队，原名高丽道子，地处偏远山区，东临三道江大队，西靠桃源七队，北接通化县光华乡长春沟大队。是一个出了名的穷队。在全公社26个生产队当中，是一个最穷的生产队。农民有这样的顺口溜：

“穷六队，穷八辈，穷的谷子不长穗；穷的家里叮当响，穷的小伙打光棍”……

“六队四面穷山坡，土地瘠薄石头多；耥地一步三抬犁，穷的没有米下锅”……